中国人如何区分自己人和外人?

“自己人”和“外人”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都不是外人，还客气啥”，“这里有外人，不方便”，这样的话语更是常常挂在嘴上。可是，有谁能说清，在我们的心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自己人”？什么样的人是“外人”？

有人说，亲戚都是“自己人”，可是有的亲戚在你心里也许还不比一个“外人”小学同学亲近。有人说，一个家庭里的人当然都是“自己人”，可是在有的人家，媳妇进了婆家三十年，还是会被当成外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有关“自己人”的分类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很容易说清，却又难以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经历多年研究，找到了中国人分类“自己人”和“外人”的心理尺度，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1992年，北师大心理系硕士毕业的杨宜音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她观察到中学生友人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现象，那就是形成朋友关系以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边界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

两个中国人一旦交了朋友，“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定要替我着想，我也要替你着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就被包到我的边界里边。”

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当两个人成为朋友关系时，你我之间出现一个第三自我，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一直思考能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新切入点的她，就把“中国人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当成了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

血缘上的亲疏和交往中亲近感程度是中国人分析谁是“自己人”时两个重要的维度。

后来，杨宜音去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一次住在一个村民家里，正赶上这位村民的舅舅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觉得舅舅对妈妈不好，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忿忿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不把你当舅舅看了！”

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给了杨宜音很大启发，她想：舅舅还是舅舅，根据九族五服的规定，舅舅身份是固定的，但是居然可以不把他当作舅舅看。这说明，中国人虽然有一个亲属关系的制度，但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你本来是自己人，但是我可以把你推出去。

“这如同北京既有城墙也有城门，如果都是城墙就把人困死在里边了，有城门就会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心理边界如此就会扩大或者缩小。”

不久以后，调查中的杨宜音正好赶上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杨宜音从为孩子提亲、相亲、见媒人都跟着去，就被他们看成自己人。她把婚礼上来送礼的人都一一记下，一共192户人，然后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片上，请房东按亲近关系给排队，然后分类，最后一共分成十二组，六大类。

结果发现，第一类是家人，第二类是他最亲近的人，在第二类里，除了亲兄弟之外，还出现了一位邻居。房东说，他跟这位邻居的感情不比那些亲兄弟差，然后给她讲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继续阅读

搜狐网2004年9月2日转载《北京科技报》文章：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中国人人格界定六维说。

“我是谁？”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利用实证研究的“数据”尝试将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揭示出来。

上个世纪晚期，西方心理学家在逐渐摸索区分个体人格差异的过程中，发现了人格的“五维模型说”。它假定，人的行为和人格最终能够由五个基本人格因素加以解释。但跨文化的研究显示，这个理论模型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涵盖生活于其他文化条件下的人的行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怎样的呢？”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建新研究员提出，在中国人人格的界定上，“六维模型”比“五维模型”似乎更为切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

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如何区分？“大五”学说暴露缺口。

张建新研究员介绍，“五维说”又被习惯地称为“大五人格因素模型”。

“五维说”的始作俑者美国心理学家认为，人格是一个由五个维度特征组成的抽象结构，这“五维”特征分别是：“外向性”、“情绪稳定性”、“责任性”、 “宜人性”以及“开放性”。每个人都在这个“五维空间”中占据一个相对固定的点，其人格测量值即为该点向五个维度投影所得的坐标值。没有两个人在这个结构空间中是完全重合的，因此，可用测量值(或坐标值)的大小来区分人格的个体差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心理学界尝试用“五维说”研究人格，并将其应用于鲜活的生活。可以说，在西方的背景下，他们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因为，他们总结的五维人格特征基本上能够界定西方人的人格。

但是当尝试用它界定中国人的人格时，它却暴露出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国际心理学界越来越多关注的文化特异性问题。

“五维说”虽在国际风行，却难以“说”清中国人。

你的性格属于外向型还是内向型？能否保持稳定的心态和情绪？你对外界事物有多大的责任感？……这一系列带有“大五”风格的问题，是西方心理测试者经常要考量的几个方面。但是，用这一学说轮到测量中国人的人格时，就可能出现错位现象，“基于这个学说建构的心理测试量表，无法把中国人独具的人格特征揭示出来。”张建新教授指出。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中国心理学家探讨中西方人格同与不同。 »继续阅读

转《北京科技报》2004年11月24日题为筷子刀叉折射中西文化差异的文章。

提起筷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每天吃饭的家伙什，一双在手方便实用，除了汤以外，保您可以席卷全桌。很多用惯了筷子的国人对老外的刀叉很不以为然，就是吃个饭嘛，还要刀子、叉子、勺子一长排，一不小心遇到大块的食物还要双手启动，实在是麻烦。每每想到此处，心中便禁不住生发出很多自豪感来。也许你猜不到，其实这简简单单的两根小棍里，可是大有学问。

筷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之所以得名与江南民间忌讳有关。

说起为人类饮食服务的历史，这筷子可以算得上刀叉的老祖宗。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主要靠手抓吃食物，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根据《礼记》中的记载推测，当时人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內的。后来由于人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竹枝一类的工具来放置和翻动食物，在炊具中烧煮肉块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取食，久而久之，聪明的先民逐渐学会用竹条来夹取，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

筷子古时候单叫箸，箸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礼记》、《荀子》、《史记》都提到箸，在《韩非子》特别提到以荒淫奢侈闻名的纣王，使用“象箸”进餐。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环境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则恰好验证了这样的结论。

不过《札记》上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而从造字法来看， “梜从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木头筷子。回想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还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与我国古代江南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民间行船时讳言“住”，而船家行船又偏偏在吃饭时离不开箸，二者同音，索性改成“快”，后来为了和常说的“快”区分开来，便加上了竹子头。

刀叉因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出现，它和筷子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观念。

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后来走向定居生活后，欧洲以畜牧业为主，面包之类是副食，直接用手拿。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进口里。到了城市定居以后，刀叉进入家庭厨房，才不必随身带。由此不难看出今天作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样，既可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

筷子刀叉到底谁更先进，各家说法不同，其实各有各的智慧。

筷子的特点是“不变应万变”，料想方的扁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统统可以一夹就起来，确实神奇。这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的象征。 »继续阅读

文摘编写规则 (Rules for Abstracts and Abstracting)

(UDC　014.1/.5(083.73)GB　6447—86　国家标准局1986-06-14发布，1987-06-01实施)

1. 引言

   1.1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文摘编写的规范化。

   1.2　本标准适用于编写作者文摘，也适用于编写文摘员文摘。

2. 名词、术语

   2.1　文摘 (Abstracts)

   以提供文章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 2.2　报道性文摘 (Informative Abstracts) 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文摘，也称简介。 2.3　报道/指示性文摘 (Informative-Indicative Abstracts) 以报道性文摘的形式表述一次文摘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部分，而以指示性文摘的形式表述其余部分的文摘。 2.4　作者文摘 (Author’s Abstracts) 由一次文献的作者自己撰写的文摘。 2.5　文摘员文摘 (Abstractor’s Abstracts) 由一次文摘作者以外的人员编写的文摘。

3. 著录

   3.1　一次文献上的文摘，凡登载于题名与正文之间的，不加著录事项；凡刊登在文摘页上的，必须逐条带有主要的著录事项。

   3.2　检索工具上的文摘，必须逐条带有完整的著录事项。 3.3　必须统一遵照GB 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

4. 文摘的详简度

   4.1　文摘的详简须根据一次文献的内容、类型、学科领域、信息量、篇幅、语种、获得的难易程度和实际需要确定，其中文献内容是决定性因素。

   4.2　报道性文摘和报道/指示性文摘一般以400字左右为宜；指示性文摘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 4.3　英、俄、德、日、法以外语中的一次性文摘可适当详摘。 »继续阅读

最近，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广州大学城，为大学生进行了一场法制讲座。会上，一检察长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儒家文化，给中国的反腐败带来巨大阻力，由此引发热烈争论，部分网友言词严厉指责该检察长不懂儒家文化。

问题果然如此简单吗？其实学术界有关儒家文化与腐败关系的争论早已开始，日前刘清平教授撰文，从《孟子》中关于舜的两个案例出发，提出儒家思想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部分学者却表示不能赞同。

正方观点: 血亲情理是腐败的文化心理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刘清平：

《孟子》中关于舜的两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被看成是腐败行为的，一个算是徇情枉法。父亲犯了法，把父亲背起来逃走，忘记做天子的责任。第二个则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儒家基本精神的特点是将血缘亲情摆得最高，“父慈子孝”是儒家最强调的。儒家通过“父慈子孝”发展到“仁者爱人”，即通过爱自己家里的亲人，去爱天下所 有的人，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以父慈子孝作为伦理的根，就要把它放在最高的地位上，任何行为都不能损害它。所以血缘亲情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即使“仁者 爱人”这样的重要原则也不例外。

在第一个案例里，孟子当然不赞成杀人，认为舜作为一个圣王要爱天下的百姓。可一旦舜父处于这样的境 地，便认为其他都可以放弃。第二个案例中，舜怕他的弟弟在那个位置上残害老百姓，并不给他实权，但毕竟给了相应的职务，反映出孟子将血缘亲情看得最高，甚 至高于所有的法律。

由此延伸不难发现，具有这样观念的人一旦做官，就很容易为了家庭里的亲情而枉法。这说明亲情最高的原则如果贯彻下 去就容易导致腐败的出现，儒家经典中有一段话，“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意思是说：孝子做到最好没有超过尊亲的，尊亲达到最 好的程度，没有超过用天下来养他们的。

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就是腐败宣言！如果作为一个官员要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要用天下的资源来干这样的事，放在现在看当然是腐败。即使在古代，按着“仁者爱人”的观点来看，依然是腐败。儒家倡导仁政王道，就应该是对老百姓有利，“天下养”显然做不到。

一个官员为自己的私利而舍弃公义，曾是孟子坚决批判的见利忘义的行为。但在这两个案例里，他恰恰是鼓励官员为了亲情而舍去公义。

其他类似的例子在儒家经典中并不鲜见。叶公曾对孔子讲，我们那里父亲偷了羊，儿子要去举报。孔子却说，在我生活的地方可与此不同，父亲偷羊，儿子会隐瞒，儿子偷羊，父亲会为他隐瞒。后来朱熹评论说，这叫“天理人情之至”。这些案例和语言在儒学经典中还有不少。

在《论语》和《孟子》两部书里没有一个地方提出，当“仁”和“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为了“仁”牺牲“孝”，而始终强调为了“父慈子孝”可以放弃“仁 者爱人”。联系当下很多官员起初并不是有意腐败，而是情感上过不去，后来逐渐将私情凌驾于公法之上，儒家血缘情理对中国滋生腐败起到了文化心理上的作用。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强调公德的时代，社会将公共道德、法律精神提到最高的位置上。儒家强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家庭亲情私德，二者之间就经常出现矛盾。为了亲情很多人可以不顾法治，不顾公共准则，为了亲情私德而不守法治。

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对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一种诱发作用，但历朝历代都频生腐败，这与儒家在深层构造里起到心理支撑的作用有关。儒家使人从血缘亲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容易滋生腐败，让人觉得自己腐败得有道理，找到心理依据。

反方观点: 认定儒家思想滋生腐败证据不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英敏：

“人情大于王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这的确是一种客观现象。孔子《论语》里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有了过错要为他们隐瞒，不要随便议论。但综观儒家的思想，将儒家思想视做滋长腐败的心理基础或根源证据不足。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