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陌路人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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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16日《凤凰网》刊登一篇题为：明报：从扁家弊案看中国刁民文化的文章，转引香港《明报》16日台湾资深政论家南方朔关于台湾陈水扁案的评论，并称“扁家表现让人不由得想到了中国的刁民文化”。
何为“刁民文化”？文章中如此表述：
古代中国，由于专制，父母官这个层级又常任意行事，于是老百姓出现大量顺民和许多刁民。顺民指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谨慎度日，怕惹官非，如果倒霉吃了官 亏，也都卑顺的自己摸摸鼻子，不敢张扬。而刁民则不然，他们聪明伶俐，懂得拉帮结派、官商勾串，又能和讼师之辈沆瀣一气，这种人依风仗势，普通时候横行街 坊乡里，如果出了事就走后门钻漏洞及玩狡猾的语言游戏，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刁民又都擅于看风转舵，唱作俱佳，他们若似乎抓到一点理字，就打蛇随棍上，吃人透透；当找不到理，就喊委屈，说被欺负，装可怜。这种刁民作风散见于 古代许多笔记里。特别是在统治末梢的边陲地区，由于官箴散漫，最为普遍。早期台湾由于移民初兴，适者生存，豪强刁民最盛，这也都见诸许多县志和问俗录里。
如此看去，刁民文化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
这是一个既考验思维也考验伦理的面试题目：
你开着一辆车，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经过一个车站，有三个人正在焦急的等公共汽车。
- 一个是病危的老人，必须马上去医院。
- 一个是医生，他曾救过你的命，你做梦都想报答他。
- 还有一个女人/男人，她/他是你做梦都想嫁/娶的人，也许错过就没有了。
但你的车只能在坐下一个人，你会如何选择？每一个回答都有它的无法否定的理由：
- 老人病危，你应该首先去救他。
- 你当然也想让那个医生上车，因为他救过你，这是个报答他的好机会。
- 让你万分心动梦中情人，机会不可错过。如果错过，可能就是永远的过失。
你究竟如何选择？
一年前（2007年11月15日），名为陈平原的作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大学的公信力为何下降》。文章曾被广泛转载。重新读去，仍然觉得很有见地。转载于此（自新华网）：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 ”（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 — 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继续阅读
选自新华网2008年1月7日文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 ”定名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规定》的出台是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善企业外部条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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