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社区的一片文章，实在是有趣的文化现象，抄录于此，共享！

说到这个证书，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是最熟悉不过了。你想在阿汤哥的《碟中谍3》中都打上了广告，直接走出了国门，冲向了世界！大伙想想，咱这一生要多少个证呢？打从娘胎还没成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需要证件了：准生证，接着上了学得有学生证，再到大学的话，还要许多证，这里有个排行榜，大伙不妨一看。接着踏上社会，在外地工作得有暂住证，失业了还得有失业证…一直到你生命的尽头，还有个死亡证…这其中不乏有一些让人气愤、喷饭的证件（明）。比如公民首先要自证无罪（无犯罪证明）；除了公民要自证无罪之外，还要自证生存、单身等；光计划生育政策一项国人就需要办非常多的证。

在美国，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社保号，这是美国政府鉴别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依据。凭着这个社保号可以走遍美国，而不需要办理各种的“边防证”、“居住证”等，堪称“一号通”。同时，也凭着它领取政府的各项救济。不光是美国，在很多国家都不需要办理这么多证件。

大伙要办的证件多，于是就滋生出特有的办证产业。在公交车站、厕所、树干、栏杆、天桥、地面等公共场所位置，均有“办证：×××”的鲜明广告。这些大部分是假证件，涉嫌违法。这也就凸显了办证难。此外，政府办证大厅或办事机构里面专门有一群以办证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不是公务员，但跟公务员熟悉。平民百姓看不懂政府的文书，也抱怨要来来回回多个部门跑繁琐，更害怕因为跟政府人员不熟被拒之门外。于是就有了专门从事办证的生存空间。

人到神州一遭，光身上贴的标签就达80个，不知是难为了政府还是难为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们的政府是拿“证件”作为重要的管理工具，并成了“是非黑白”的评价标准，“证件”原本的鉴别功能已被人忽视。

家庭婚姻类

1、“准生证”。当人还在娘胎里没成型的时候，父母就要开始为他们准备“准生证”。（中国人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指引下，人的出生权利都被严重限制。没有一纸证明，你降临到这个世上就是非法。没有户口，找不到组织，上不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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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16日《凤凰网》刊登一篇题为：明报：从扁家弊案看中国刁民文化的文章，转引香港《明报》16日台湾资深政论家南方朔关于台湾陈水扁案的评论，并称“扁家表现让人不由得想到了中国的刁民文化”。

何为“刁民文化”？文章中如此表述：

古代中国，由于专制，父母官这个层级又常任意行事，于是老百姓出现大量顺民和许多刁民。顺民指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谨慎度日，怕惹官非，如果倒霉吃了官 亏，也都卑顺的自己摸摸鼻子，不敢张扬。而刁民则不然，他们聪明伶俐，懂得拉帮结派、官商勾串，又能和讼师之辈沆瀣一气，这种人依风仗势，普通时候横行街 坊乡里，如果出了事就走后门钻漏洞及玩狡猾的语言游戏，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刁民又都擅于看风转舵，唱作俱佳，他们若似乎抓到一点理字，就打蛇随棍上，吃人透透；当找不到理，就喊委屈，说被欺负，装可怜。这种刁民作风散见于 古代许多笔记里。特别是在统治末梢的边陲地区，由于官箴散漫，最为普遍。早期台湾由于移民初兴，适者生存，豪强刁民最盛，这也都见诸许多县志和问俗录里。

如此看去，刁民文化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

这是一个既考验思维也考验伦理的面试题目：

你开着一辆车，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经过一个车站，有三个人正在焦急的等公共汽车。

• 一个是病危的老人，必须马上去医院。
• 一个是医生，他曾救过你的命，你做梦都想报答他。
• 还有一个女人/男人，她/他是你做梦都想嫁/娶的人，也许错过就没有了。

但你的车只能在坐下一个人，你会如何选择？每一个回答都有它的无法否定的理由：

• 老人病危，你应该首先去救他。
• 你当然也想让那个医生上车，因为他救过你，这是个报答他的好机会。
• 让你万分心动梦中情人，机会不可错过。如果错过，可能就是永远的过失。

你究竟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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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2007年11月15日），名为陈平原的作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大学的公信力为何下降》。文章曾被广泛转载。重新读去，仍然觉得很有见地。转载于此（自新华网）：

•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
• 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
• 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 四、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 五、重建“校园文化”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 ”（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 — 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