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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误读”是别有用心的。不久前，《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美民主党众议员拉尔森时，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不发展了美国才认为中国威胁不存在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美国最希望看到一个与美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比如在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在这些方面中国做得还不够。另外，中国应该更透明，特别是在军费问题上。”很明显，他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中国听美国的话，中国就不会威胁美国了。他的观点在西方政客和媒体专家中颇具代表性。《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实际上，西方并不缺少对中国“正常的解读”。同样是“非洲问题”，德国《经济》周刊就评论，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不以强权和帝国主义优等民族的面貌出现，而把自己看作南南合作的伙伴。他们以互利方式融入世界贸易，使自主的非洲跟上全球化富裕起来的步伐。尽管许多美国政客表示应对中国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但曾数十次到过中国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却反驳这一论点。曾因中国汇率问题而提议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与共和党参议员林德塞?格雷厄姆在访问了中国后也决定放弃议案。
德国舒勒尔教授说，这样的声音还是太小。很多西方民众沉浸于一片对中国的误读声中。再加上中国目前是国际秩序中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中国变化得太快，他们的朋友和他们自己在全球化浪潮中失业或遇到其他问题，让他们对“不断强大的中国”产生恐惧感。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卢宜宜博士表示，这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模式占主导地位有关，同时也涉及偏见。当一种不完整、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一旦成为主流，正确的看法和真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谬误战胜。
要消除这些误读，舒勒尔教授认为，但丁那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名言无济于事。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迎接世界的质疑甚至敌意。以前，周恩来用微笑征服世界。现在，中国需要通过外交向世界有效地传达自己的理念、价值，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政府仿照德国开设歌德学院的做法，通过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来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一个好主意，但美国亚洲文化学院院长R. Mallory Starr, Jr.博士认为，孔子学院不应过多教授旧时的圣贤思想，而应多介绍中国新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创新。
一些中国学者曾认为，“如果我们变得强大，我们就会被人喜欢”。这种看法过分简单。没有信任的力量只会带来危险。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国家形象未必彼此相随。强大而到处遭人憎恶的美国就是例证。美国的《新闻周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如何使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不用遭遇将中国与苏联或德意志帝国作简单而危险的类比之累？
另外，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的媒体宣传和说教味较强的报道，容易引起西方人的反感。例如，《新闻周刊》就评论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ＣＣＴＶ-９，当初开设的初衷在于向世界投射更“准确”的中国观。但它有不少老一套的宣传节目，不能反映这个国家新的活力。许多专家强调，不仅西方要在认清问题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中国更需要学习如何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交流，让自己的真实意图被正确理解。卢宜宜博士说：“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是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对于一个外国听众来说可能产生其他含义的东西。因此要避免空洞僵化的文风，也不要一味追求口头上的胜利，多采用有实效的措施，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许多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不约而同提到2008年奥运会，称这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德国舒勒尔教授认为，中国更应展示“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契机，一个向世界展示现代、进步的中国的机会。“谈论‘新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立即使听众挑战他们对于中国长久以来的观念”。
专家们认为，要想实现不被误读的目标，中国需要做的和西方一样多。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布朗博士表示，西方对于了解中国的兴趣，和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兴趣一样多。如果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就必须全面允许人们对她不同看法的存在，再进行了解和积极应对。“这一点在未来十年至关重要”。
（作者：尚未迟 寇维维 编辑：王晶 来源：环球时报）

华语国际通讯社记者林诗泓 4月16日华盛顿报道，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申请来美国各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数连续第二年增加，其中中国学生的增幅为最，高达17%，中东和印度的申请人数分别增加9%和6%。

这份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大学研究生院在努力增加外国学生入学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研究生院理事会是一个包括美国和加拿大480多所高校的联合组织，其宗旨为改善和促进研究生教育。研究生院理事会每年对美国的研究生院进行3次调查──在2月份了解有多少外国学生提出申请；在6月份了解有多少外国学生将要入学；在9月份了解有多少外国学生实际上已经在美国各研究生院入学。

据了解，美国国务院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快处理学生签证申请，例如：增加新的领事职位，为延长互惠协议进行谈判以使学生们不再需要经常申请签证，指示美国驻外使领馆就签证面谈优先安排学生和交换学者。

外国研究生的入学人数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后有所下降，但现已回升。申请人数在2005年至2006年上升了12%，在2006年至2007年又上升了8%。据研究生院理事会说，尽管申请人数在上升，但仍低于2001年前的水平。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VIPP项目负责人Langston F Hughes介绍说，就总体入学率而言，研究生院理事会上次的调查显示，2006年秋季比2005年秋季上升1%。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2006年秋季新生入学人数增加12%，而2005 年秋季则比2004年秋季增加1%。由于完成研究生学习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新生入学人数的增长可能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在总体入学率中反映出来。

调查报告的撰写者指出，外国学生人数在美国最大的一些高校里增长较快，这已成为趋势。报告说，在10所最大的学院和大学里，外国研究生的入学申请增长了13%；与此相比，外国学生人数排在前50名之后的一般高校则仅增长5%。

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报告说，就美国各研究生院入学人数而言，印度、中国和韩国名列前茅，占外国学生总数的53%。来自中东地区的学生占5%。

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发布的《门户开放2006年年度报告》(Open Doors 2006)，在2006年约有565039名学生从世界各地到美国各大学留学。最主要的生源国为印度，入学人数为76503人；其次为中国和韩国，分别为62582人和58847人。

从学科来看，研究生院理事会的调查发现只有社会科学类没有显示任何增长。生命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入学申请率上升幅度最大，为13%，其余为：艺术与人文学科，12%；教育学，8%；工程学，8 %；物理与地球科学，8 %；商学，7 %。

据悉，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报告系基于145所研究生院提供的数据，外国学生人数最多的25所研究生院中的大部分学院参加了调查。

近期有关美中关系的重要讲话

2006年9月2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电子版《美国对外关系文献，1969-1976，E-13卷，中国档案， 1969-197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E-13卷和8月31日公布的《对外关系，第17卷，中国，1969-1972》(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提供了大量历史文件，披露了尼克松总统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协助下与中国接触的详细经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 Asaian Cultural Academy)与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于9月25日至27日以”化解冷战：美国与中国，1969-1980″(Transform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0)为题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国务院顾问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在讨论会上就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发表了讲话。以下是讲话稿的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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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史讨论会 ：结束”大偏离”时期

国务院法律顾问菲利普•泽利科
国务院美中关系史讨论会发言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2006年9月25日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能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言是我的荣幸。我首先感谢历史文献办公室数十年如一日，为保存和公布美国对外关系资料孜孜不倦地工作。

你们会发现这卷档案汇集的不仅仅是国务院掌握的资料。历史文献办公室已逐步承担广泛收集对外政策资料的职责，除国务院的资料外，还汇集了白宫和我国各情报机构的资料。这些资料由国务院负责收藏，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一大宝库。

谈到历史文献办公室和这类讨论会的作用，我需要指出，其中提供的情况并不属于官方的历史。很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历史学家并不喜欢本届政府。一些研究美中关系的知名历史学家，如沃伦•科恩(Warren Cohen)和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等也不喜欢本届政府，但这没有关系。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他们赢得德高望重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学界人士对政府提出批评，发表不同意见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

当年我在历史顾问委员会(Historical Advisory Committee)任职，我实际上得到一位民主党籍国务卿的任命。不论当时是哪一届政府，委员会成员都常常据理力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解密更多的文件，将更多的资料纳入公共档案，并呼吁这类宝贵的资料切实受到重视。

历史文献办公室为这类讨论会发挥的作用不是提供官方的历史，而是为历史履行官方的职能。我希望这次讨论会能为其他历史文献部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包括为我们的中国朋友和日本朋友，树立一个以各种方式探索当代历史敏感问题的典范。

我还要肯定为研究美中关系提供的学术资料和专业知识质量很高，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来源的质量十分优异，我认为这种小心求证的作风受到中国文化和传统在这个特定领域的影响。你如果知道有人会逐字逐句审查你写的文字，动笔时就会格外小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严谨。另外还有公共部门与民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悠久传统。例如，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获校长洛厄尔(President Lowell)首肯，从哈佛大学(Harvard) 赴国务院任公职。另有已辞世的吉姆•汤姆森(Jim Thomson)，以及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肯•利伯索尔(Ken Lieberthal)等其他许许多多人士，还有甫任副助理国务卿的汤姆•克里斯坦森(Tom Christensen)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最后，在进入正题之前，我需要强调今天举行这个讨论会恰逢其时，因为几乎整整一年前，鲍勃•泽奥利克(Bob Zoellick)在去年9月，2005年9月，发表讲话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谈到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确实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过程，这个阶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和诸位决策人的努力，而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主题。

诚然，美国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记载可能受到质疑。我曾翻阅一些对此有不同记载的资料，偶然发现时任国防部长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1980年1月初访问中国后，有人发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言论。当时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访华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表示，不应该高估中美关系的前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的文章援引这位中国学者的话说：”你们美国人真可爱，因为你们很健忘。我们不会这么快，或者这么轻易地忘记过去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这次讨论会至少可以为增进我国有时被忘却的记忆勉力为之。

请允许我提出一些问题并重温以往采取的政策：首先，为什么关系正常化在那个时期发生；其次，美国希望从关系正常化中得到些什么；第三，我认为美国对中国具有鲜明连续性的期望是什么；第四，这段历史延续至今的种种影响。

首先，为什么关系正常化在那个时期发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理所当然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务院希望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同时也对我们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长期疑虑重重。因此，国务院一贯希望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对于这样做的实际前景拿捏不准，因为来自日本、东南亚、苏联等国家的反应很自然地发出了种种告诫，在实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加以考虑。

为此，在考察美国方面的变量时，除了以上谈到的一贯性，我认为不妨回顾一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本人发挥的作用。尼克松对亚洲的兴趣甚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政府领导人。例如，不要忘记，尼克松来自西部，在某些方面明显带有环太平洋色彩，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9年前的人生历程大相径庭。

尼克松自幼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未赴欧洲战场。他在共和党内度过了个人成长的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共和党非常关注亚洲。例如，当时的共和党领袖鲍勃•塔夫脱(Bob Taft)即是典型人物之一，他们因反对北约，被视为孤立主义者。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就美国参与欧洲事务而言，塔夫脱等共和党人可能是孤立主义者，但是谈到美国参与涉及东亚前途的事务，则决不是孤立主义者，其政策方略非常积极主动。在这方面，尼克松深得其中三昧。尼克松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副总统后，亚洲无疑就成为他的一个标志性要务，例如他高度关注1953年和1954年印度支那半岛的走势和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台海危机。

因此，尼克松担任总统后自然而然一贯关注亚洲事务，同时对美国在亚洲的传统了如指掌，且兴趣颇浓。他上任仅几个星期后第一次出国访问时，已开始谈到与中国解冻的设想。例如，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时强调，国务院”存在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结，不仅赞成苏美缓和，而且主张苏联、欧洲和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美国对外关系文献》记载了他的这段话。 对国务院的这番指责有不实之虞，为尼克松日后发表评论树立了所谓”稻草人”(straw man)的假想靶标。据《美国对外关系文献》记载，尼克松表示，以抗衡中国为意图的缓和，”作为短期政策可能有益，但从长计议，承认中国和苏联都属’强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与’两国建立平行的关系’。”

尼克松当时承认，这”主要是理论上的考虑，因为与中国建立关系尚有困难”。这番话也由此表明，解冻的关键变量或许更多地在北京一方而非在华盛顿一方。 当然，作为美国政府官员，我不应在这个场合对中国领导人的动机和态度进行过多的猜测。不过，应该认识到，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中国的革命热潮和国内动荡从表面上看已开始弛缓，许多史学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随着苏联对北越的支持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作用退居其次，中国在越战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一定存在着日甚一日的孤立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共产世界以外，从更广泛意义上说也被排斥在全世界以外。那时中国的忠实盟友相对来说寥寥无几，其中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这两个国家都作为幕后渠道力图促成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当时还有苏联因素的影响，诸如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边界冲突，以及许多公开和不公开会谈都带有不祥之兆。

因此，为什么关系正常化在那个时期发生？ 当然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尼克松是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的变量或许是关键。 当这个变量发生了变化，关系正常化的机遇之门也随之洞开，下面进入我的第二个题目。

美国希望从关系正常化中得到些什么？ 或者更直接地说，我们要求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我认为也很发人深省。

让我们先谈谈基辛格的意图。有许多事实，有许多点点滴滴的事实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基辛格的对外政策设想以苏联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均势为重点，与中国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例如，新公布的这一卷《美国对外关系文献》记载了基辛格在1971年10月会见周恩来后回国复命的情况。基辛格对尼克松表示，中国之行”将成为您对外政策的支柱，总统先生。您在中国会受到良好接待，我相信您会受到良好接待，您将达成一个很体面的公报，您还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然后，俄国之行将获得巨大成功。” 当时他们已在考虑1972年春的行程。 又例如，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访华前夕有一场长达数小时的谈话，特别发人深省。幸好这次谈话有录音记载，国务院负责这一卷《美国对外关系文献》的编纂人员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录音整理成文。当时基辛格说：”今后15年，我们必须以华制俄。我们必须完全非情绪化地采取这种制衡的谋略。目前我们需要借中国人制约俄国人，迫使俄方就范。”

接着在同一次谈话中，尼克松谈到中国接待一位非洲领导人访华的情况。基辛格则将谈话拉回他的主题：”总统先生，根据我的看法，对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目前需要关心的是利用中国制衡俄国，不是其国内政策。”尼克松总统说他表示同意。基辛格又说：”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可暂时维持其在次大陆发挥的作用。但总之需要成为制衡俄国的力量。至于[中国]尚不具有全球性政策，这对我们很有利，而且目前还没有形成全球性实力。还需要防备俄国的虎视眈眈。一旦俄国控制中国，后果非同小可。”以上是基辛格陈述自己见解的片断，你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印象。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尼克松的意见。他持有不同看法，在某些方面更带有根本性，更具有究本溯源的意图。例如，据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回忆，尼克松曾与他谈到处理这个问题的各种方式，尤其是1969年格林有很多时间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时候。他记得尼克松说，”我们实在不能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无限期地继续处于关系不友好的状态，特别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增长。”不妨再看看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回忆往事的记载。他先在国务院工作，后转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就职，曾与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和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士共事。霍尔德里奇说，他经常听见尼克松发表的见解是：”中国人口众多……位居要冲……具有重大影响，与其与中国人打仗，远不如与他们晤谈。”

然后看看美国希望通过关系正常化从中国得到些什么？问题如果是：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答案是：不是很多。当年的许多议题都属防御性，即如何避免在台湾问题上放弃过多。这与我们与苏联谈的议题不同。对于苏联，我们的确期待在越南等问题上能取得显著效果。1972年2月两国首脑会谈以后，越南人于1972年3月30日发动复活节攻势。然而无论尼克松还是基辛格，看来都没有因此感到被出卖。他们不认为与中国人已经有约在先。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中国方面因为与北越渐行渐远，反而有意要美国方面对北越更强硬一些。

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考察，很难发现美国方面从一开始就真正有任何具体和功利性的追求。按照均势理论，这表明美国与中国有可能共事，也可能产生基辛格强调的对俄罗斯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但是令人很难抗拒的一个命题是，其中体现了尼克松所表达的更根本和具有本源性的问题，淡化了功利的色彩，加深了为解冻而解冻的意图。换言之，尼克松认为，他只要结束20年左右美中关系持续中断的状况，就可以青史留名。沃伦•科恩称美中关系中断的阶段为”大偏离”(the great aberration)时期。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因此可引入第三个问题。你在思考”大偏离”问题时可以设想，当年尼克松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回到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上。对他来说，这体现了美国风格，很自然，也很正常。他重返关系正常化的轨道，而不是完全建立新关系。

如此，你才能真正理解美国对中国抱有期望的连续性，我认为这一点值得详细展开。

有些中国国民强调，近代美国对华关系的传统是希望中国保持落后状态，限制中国的实力，制约中国的影响。当然，中国政府不一定这样说。与此相反，我认为比较公正的说法是，美国参与亚洲政治100多年来，美国领导人一贯希望中国强大、完整和独立。

年复一年，世代交替，美国始终目标如一，恪守不渝，在该地区所有的强国中独树一帜。当然，美国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对本身利益的考虑与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相呼应，实属罕见。因此，在中国强盛和独立的演变过程中，美国一次又一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下面请允许我举几个实例。1899年，在美国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亚洲大国之际，约翰•海(John Hay)和威廉•罗克希尔(William Rockhill)即撰写了《门户开放照会》(the Open Door Note)。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了解，当时中国处于清廷衰败时期，一些大帝国正逐步瓜分中国，《门户开放照会》众所周知的目的在于保证门户不对美国工商业关闭。但人们在阅读《门户开放照会》的时候，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份照会提出了两个目标，除了要求不排斥美国，保持门户开放这层意思以外，还坚持要求允许中国继续控制本国财政，涉及掌握中国海关收入的问题。因为中国如果完全丧失对本国财政的控制，其有效的独立性就荡然无存。当时美国已经确定，中国保持独立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一贯要求中国保持稳定、更强盛和更独立的观点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执政时期得到承继，因为当时美国以独特的方式处理庚子赔款问题，罗斯福也撰文谈到中国的觉醒。同样的观点继续贯穿于塔夫脱政府时期，后来又延续到威尔逊(Wilson)政府时期。1911至1912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以后，威尔逊政府表示承认新生的中华民国，而且还是在其他大国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单独采取行动。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在他出席一次内阁会议的笔记中写道，威尔逊表示他帮助中国的愿望如此强烈，”吾意欲匡助此国，宁负其咎，不做他想。”

与这一切相伴随的是日本引致的日甚一日的忧虑。所有的问题都受到多方挚肘，因为人们强烈地感到，美国能在东亚投入的力量多么薄弱，维护中国或推重中国也力有不逮。然而美国仍然尽力而为。

1922年，哈定政府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与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决定创立东亚事务的华盛顿体系，由华盛顿会议负责组建。顺便说一句，这个事例再次说明，一旦涉及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认为美国在国联解散后采取孤立主义的成见并不能反映事实。他们设计的华盛顿体系以九国公约为核心，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在动荡时期的独立，保障中国的独立，保持其领土完整。美国为拟定这些条款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保证九国都给予尊重。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并不满足，因为美国无法推翻其他大国执意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顶住华盛顿内部激烈的反对声浪，不顾来自伦敦和东京的抗议，在1928年准备取消治外法权，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再次敢为天下先。当时的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及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表示，他们坚决主张，一旦中国国内乱象得到整治，内部衰势得到扭转，即应促进中国的强盛和独立。

美国各方面的利益历来如此，但直到30年代日本侵华活动增长的时期才终于得到积极推动。1938至1941年间，美利坚合众国冒着极大的危险维护中国的国力和独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十分积极。1938年末，他终于找到国务院的一位同盟者，当时国务院仍倾向采取不承认和不干预立场。

摩根索前往国务院要求再次对日本的某些贸易活动实行禁运。赫尔(Cordell Hull)和往常一样不同意摩根索的意见。赫尔然后唤斯坦利•霍恩贝克进见。摩根索的日记写道，霍恩贝克抵达后，”我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因为霍恩贝克同意此事理当遵行。”据摩根索的记载，霍恩贝克说：”事实上我方正从几方面对日本人施压，我们完全应该如此。”在中国为生存而战的时刻，这些行动成为对华金融和经济援助的开端，对日经济制裁也由此日益强劲和猛烈。1940至1941年间，采取这些制裁行动面临的险情与美国的大战略已成分庭抗礼之势，因为当时美国的战略毕竟仍以德国为先。

美国以德国为战略要务，先需要处置欧洲的重要问题，在此之前不愿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战事。但是这恰恰是这方面的政策造成的风险。1941年12月珍珠港遇袭，风险最后成为事实。风险与原则造成明显的两难处境很值得注意，因为其中的某些命题在今天仍可引起共鸣。

60年代初期，迟暮之年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就美国当时应该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应询作答。这里我很感谢已故的杰姆•汤普森留下的笔记。霍恩贝克说道：”对某些问题我确信无疑，我国关注涉及自由、独立、公正和安全的原则与实务，甚于任何其他国家. . . . . .我们应进而有为，愈益勉力捍卫诸项原则及其实务，不可让任何其他国家专美于前。”霍恩贝克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写下一段话，归存”珍珠港”案卷，意在立此存照，供后人查考。霍恩贝克写道：”我是否低估了日本的实力？回答：是，绝对而言，相对而言，都是如此。美国其他一些人实际上也同样如此，不论在政府内部还是政府以外，程度不同而已。”结果美国发现已身陷一场战争，卷入一场与其大战略相冲突的战争。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笃行不辍，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

在战争持续进行之际，另外一个关键时刻随之到来。联合国安理会将为决定战后秩序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哪些国家能担任常任理事国？在各大国的议事场合，只有一个声音说，必须为中国保留一席。这个声音又是美国。例如，194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向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强调了这一点。为此，这个席位于1945年得到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拥有这个席位。正是因为这个席位在1945年已有预案，中国才有可能在1971年获得此席。假设当时这个席位不存在，今天中国可能需要与其他国家一起，要求重组联合国安理会以承认中国的作用。但是美国早在1943年就开始尽力维护中国的地位，结果获得成功。

1946年，美国必须做出另一个极为重大的选择。战争接近尾声，在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尚未定形，此时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是：是否完全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然而一大批美国要员，特别是伯恩斯(J.F. Byrnes)、艾奇逊(Dean Acheson)、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等决定对中国内战居中调停，力主克制。

当时反共产党的一方有一个大好机会。无论如何，斯大林(Stalin)已于1945年与蒋介石商定他将如何对国民党在新的中国实施统治一事达成妥协。毛泽东也了解此事。当时很多美国人，如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等，完全可以要求美国百分之百倒向国民党。1945年或1946年，美国选择不这样做，甚至到1947年内战进入大决战阶段也没有这样做。结果是，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前途未卜，东亚的未来无疑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堪称冷战初期最重要的一场较量，在或许可使国民党胜券在握的情况下，美国基本上决定不以重兵全力进行干预。

我们可以对这些决策或他们执行的方式是否正确进行一番辩论。但是他们选择居中调停和力主克制的理由是，他们希望中国强盛、完整和独立，这或多或少是实现这个综合目标的唯一途径。 我们可以指责他们采取的方针有误。但重要的是，需要理解其意图。

这种意图甚至持续到朝鲜战争期间。1950和1951年间，毛泽东实际上主动向美国发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表。当时远东军司令等人向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提出了种种建言，但是杜鲁门仍然选择不接受这份危险的战表。

这种情况在台湾海峡危机时期再次得到证实。再往后，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介入越南战争，而后中国放话表示，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对付北越解决越南战争，美国将面临与中国交战的局面。美国决定接受中国坚持的有限战争的思路，不选择与中国交战。美国一而再，再而三选择符合本身一贯利益的道路，设法避免与中国全面对抗。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70年代面临的问题。对于70年代的美国，人们可以看到，利益的一贯性似乎又因中国有意改善关系得到彰显。为此，我需要转而谈谈双方关系正常化产生的影响和一贯性在今天的意义。

现在再回顾一下1969年的情况。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4号(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属白宫委托进行的大量研究课题之一。该课题于1969年春季和夏季交办，要求考察美国对华政策。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说道，这些研究属于为工作而工作的项目，目的在于让国务院有事可做。我认为这说明基辛格也有比较风趣的时候。我认为，实际上当时这项特定的研究获得相当大的重视。有很多人为这个项目工作，特别是国务院人员。当时的国务院文件还提出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问题。

1969年8月，国务院对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4号呈交复文，提出了以下问题，我认为可能出自马歇尔•格林、约翰•霍尔德里奇等人之手。(霍尔德里奇原在国务院，后转至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那里收到这份文件。)”北京扩大国际接触是否符合美国利益，这是一个理应提出的问题。如果北京决定采取更务实和温和的对外政策，亚洲国家有关与北京和解及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国际组织的呼声会迅速增高。北京摆脱自我孤立的状态可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新的挑战，可能导致我国本身及盟国遭受某种程度的短期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有预见性问题得到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回答。1969年8月给予的回答是：从长计议，”北京向温和政策的演变有助于东亚未来更趋稳定。阻止北京突破其孤立状态诚然并非美国力所能及，因此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是，即使美国有所抵制，这一演变是否无论如何仍会发生，或者说美国是否会被视为愿意接受和容许北京融入国际社会，并尽一切努力顺时而动。” 这些话在今天仍然确凿不移。

同一份备忘录还提出一些告诫，要求注意到美国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获得种种新的机会，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对中国与国际体系交往的情况施加实际影响？69年夏研究报告的作者还写道，”但是，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可能因对国内政治控制的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中国与第三方诸国的关系发生变化。美国为促使北京不再视美国为’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对此也有助益…… 如果考虑到美国继续与这些[亚洲整个地区]国家保持政治经济关系，即使不如以往亲密，那么改善关系也不一定与美国的长远利益相抵触。”

换言之，美国做出了1969年夏预想的选择。美国选择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因此，一年前时任副国务卿的泽奥利克发表讲话说：”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

因此问题的要点是，了解其历史渊源，需要看到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贯认为，中国的强盛、独立和完整有利于东亚的稳定，中国的这一角色应该受到欢迎。一年前代表本届政府发表的讲话表明，有关美国是否希望遏制中国力量的争论已得到解决。我们的设想与遏制互不相容。我们的设想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并促使中国方面承担自己的责任，”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

现在完全有待中国做出选择。中国在做出选择时需要考虑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但中国还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重大选择。

我曾很用心地考虑用什么样的言词向中国政府及其人民谈中国的选择和中国的未来。我不禁想起迪安•艾奇逊半个多世纪前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说过的一些话。

因此，我最后想说，我们的……朋友总有一天会看到这种关系获得真正的成果，这一点不可谓不重要。我要对他们说：一条通往在世界上获得平等、荣誉和友谊之地位的大道已在你们面前展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政府已清除这条大道上能够被清除的所有障碍。尚存的障碍只有你们自己能够清除。你们如果本着理解、宽宏和友善的精神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你们就可以清除剩余的障碍。以上所述都是贵国人民固有的品质；我们要求你们做的是，将这些贵国人民固有的品质纳入贵国政府的政策。

谢谢诸位。

(完)

来源: 华尔街电讯（ws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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