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许多中国年轻人似乎都被一种可怕的“老虎钳子”夹得喘不过气来。一方面，他们有个人抱负，都想要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和自由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都期待子女能在20来岁结婚，30岁以前有孩子。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今年31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的妹妹28岁，也跟父母住一起。这位姐姐告诉我，在家里几乎不可能提出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的问题。我问她：“那你什么时候能搬出去？”她回答“结婚时”。问题是，她不想结婚。

当然，我的这位朋友并非养不活自己。她是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理，经常出差去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因为那里有他们开发的项目。从理论上说，她在国外时自由多了，但回了国她就得在办公室上班，回家跟父母住在一起。

一年前，她的妹妹跟父母提出自己搬出去的想法。这位姐姐告诉我：“我爸爸那晚喝了很多酒，接着就出去了，很晚才回来。过了几天，3个姑姑到我家里，数落我妹妹不懂事。这个话题以后就没再被提起过。”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得不屈服于父母的压力，他们有时会选择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会在结婚才几个月后，就到外面结交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许还常上夜总会。我自认为非常熟悉的一个年轻人每周到舞厅多达四五次，但从来就没有妻子陪伴，而他们6个月前刚结婚。

正如一个中国朋友对我描述的，婚姻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结账”，生孩子也是这样，这是能让父母不再管住你的东西。只有到那些账了结了之后，你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

一名21岁的中国姑娘曾问我她是否应结婚。“我父母几个月前把我介绍给一个32岁的男人，他们老催我结婚。”我对此的看法是：“21岁结婚还太早。婚姻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还有生孩子。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清什么对自己最重要，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找一份好工作，这些对你父母也是好事。不然，你要结婚的那个人会把你当小姑娘看待——就像你的父母对待你那样……我理解你父母希望你照顾他们，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跟他们年轻时不一样了。如果你结婚仅仅因为他们要你这样做，我想婚姻不会让你幸福。”

我知道，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养老体系，数千年以来，老年人期待子女赡养他们。可是，我隐约感到中国父母对子女施加的不当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社会原因：在中国的许多居民区，爷爷奶奶们抱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就像纨绔子弟炫耀他们的赛车。我总觉得这当中有某种面子的因素，仿佛这些老人们在说：“瞧，我儿子（女儿）有社会和经济实力，既能给我们生孙儿，又能照顾我们。”

对于那些没有孙子孙女可炫耀的老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感到痛苦，因为达不到中国社会的那种普遍受到认同的标准。可悲的是，孩子们必须忍受这样的压力。

这样看来，我得出了或许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的看法：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上一辈中国人要比中国的自我一代更“自私”，而后者只不过是想抓住属于自己的生活。

作者: DODSON［美］编译: 古雷

1968年6月，已是岛内知名杂文家的柏杨，被当时的台湾政府罗织罪名判处12年徒刑。坐了9年26天的牢以后,柏杨出狱。之后，他多次要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目作演讲，都被取消。1984年，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柏杨才第一次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台北出版，第二年，大陆出版删节本。完整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直到2004年才在大陆出版。该书出版一波三折的过程，正是国人正视自己、反思清洗自己灵魂的过程。

这句问得好：柏杨之后中国人能否不再丑陋。柏杨对中国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 —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柏杨的民族性正表现于他的嫉恶如仇；他的真诚而不虚伪则体现于他敢于正视民族的弱点。令人敬佩！

An interesting report by Reuters shows that China online users more likely to be Web “addicts”.

中国网2006年9月25日有一篇题为《澳大利亚人报：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文章，叙述了一个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和一些典型的“发现”。（Wassink（德国）文， 缪小析编译）。

中国真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戴孝穿白衣裳，古老的中国书法在书写时从右到左，吃完主食之后才喝汤。中国人说“是”，许多时候其实指的是 “否”，尤其在你问路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我知道，其实他们自己都不认得路，只不过怕丢面子，就给迷路的外国人随便指出一条路。

至少，在这个德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由于总是担心自己的“面子”丢了，结果颠倒“是”与“非”。

当你在地铁站下车时，哪怕你喊破喉咙，并且在人堆里仿佛灯塔一样显眼，你也没法轻易挤出车门 — 于是，你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身在中国。在中国，车才刚停稳，人们就一窝蜂地往车上挤，下车的人只能暂时靠边站。或者，有时人们上上下下同时进行。

不守秩序、不讲规则的结果是每个人内心都“怀揣不安”，担心“挤不上去”，也“挤不下来”。这种不安与焦虑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人们在“明文规则”之外建立“潜规则”，寻求个体关系上的默契。就像路上的行人与汽车，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彼此瞬间默契，而非交通法规。

被热浪、噪声和马路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游客，于是到按摩院去做脚底按摩，希望在那里寻得片刻宁静和放松。可是，那种轻松美好的感觉突然被打断。女按摩师撂下手中的脚，小孩子丢开玩具，打扑克的人放下扑克牌，所有人几乎是在同时朝窗户边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屋子外的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对此中国人通常是不愿错过的。中国人总是保持着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

在中国，私人空间似乎是不存在的，许多公厕既没有门也没有隔间，女厕所也不例外。买衣试穿时总有顾客喜欢拉起布帘偷看。这些对西方人极不自在的事情，中国人习以为常。

同样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无时无刻地关注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以便在与自己相关的利益与损失到来之前掌握它或回避它。其实，在中国人“孩子般的好奇心”的背后是一种莫名的自卑。也是这种“不安全感”，日积月累，培育了一种缺少宽容与同情的“弱者人格”：别人得益的时候，他在那里“心酸”；自己得利的时候，总是得意忘形。别人遭遇艰难，他在一旁幸灾乐祸；自己遇到不幸，又难免怨天尤人。输不起也赢不起。

如果人们连规则面前的平等（姑且不论事实上的平等）都无法体会到，那其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就会持续。不健康的民族人格特质就难以被克服。

文章摘录于《中国心理服务网》发表于2003年12月的同名文章：中西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维度。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这是大家都有的感觉。但中国人和西方人究竟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记者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看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描述；也可以从中国人写的书中看到对西方人的描述。但这些描述，大多是感性的，与个人的直接经验有关。今天发表的这组文章，则是中国心理学家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人的人格维度进行的探索，以及与西方人进行的比较，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与西方人究竟有何不同。

面对同样的情境中国人，西方人各自如是说 —

• 在选择配偶时，中国人说：他这人心眼儿好！西方人说：他令我眼前一亮！

分析中西的“描述人格维度“表的第一项，可以发现中国人重个人品质，西方人重外在表现。一说“这个人”，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的外在表现：是否有活力？是否热情？是否健谈？……而中国人是从“这个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来看，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描述人的前提。中国人关心的是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小人还是君子“，外表印象并不很重要。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交友、择偶方面表现很明显，在选拔人才时也强调德才兼备，“德“是放在首位的。

应用：如果你和西方人打交道，应该明了西方人很注重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外向开朗有活力的形象往往能给对方以好印象。在与人交往，比如做生意时，这样的印象往往可以使事儿好办得多。

而西方人如果要想和中国人交上朋友，“日久见人心“便显得很重要。中国人要看你的优秀品质，外表的虚话中国人不信！

• 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西方人说：他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我们都喜欢他。

把西方“人格维度表“的第二项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维度表“的第四项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西方的人际交往特点是直接指向他人的，是较留于表面的浅层次的东西，比如令人愉快，有感染力等。而中国年轻人的人际交往特点是直接指向个人品质的，是内在的东西，如善良宽厚，好心肠、和善等。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生活比较封闭，人际交往圈子小，所以非常注重选择交往对象的品质。西方人爱开鸡尾酒会，一大群人凑一块儿，打打哈哈，聊聊天气。而中国人则讲究三五好友，一杯清茶，推心置腹地深入交流。正因为两种人际观念不同，所以常会听说一些中国留学生到国外时常显得很孤僻，不合群，他们总想和人品好的人做朋友，而不习惯于和周围人泛泛的交往。

应用：现在中国年轻人人际交流的圈子不断扩大，如果只重视内在的东西，而不注重表面形式的话，人际交往也会产生困难。在人际交往中不但要看对方的内心，表面浅层次的东西也不可忽视。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走向社会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炼内容。

• 做事风格：中国人说：重要的是沉稳干练。西方人说：关键是公正，不然你越能干，问题越大。

两个人格维度表还反映出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做事风格。中国人讲究人要“沉稳干练“，“恒心“、“毅力“，这些都是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西方人则十分看重“公正“、“公平“。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讲“公平“、“公正“，只不过中国人的“公正“会随具体情境和人而变化。同样做一件事情，中国人与朋友合作和与陌生人合作，其“公正“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做，那么在利益分配、分工等问题上，中国人会寻求一种大家都较能接受的公正，这是根据“我“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来权衡的一种公正，而在与陌生人共事时，此时的“公正“就与彼时的“公正“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人“的观念很重，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不同，做事原则和方法也就不同。

西方人的“公平“、“公正“则是铁定的，很少随情境人情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碰到利益问题时显得那么冷冰冰，不近人情的原因。无论你抬出什么友情，亲情，他们都会对你耸耸肩说：“对不起，一切按规定办！“

应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不要指望着凭你与他的私人关系得什么便利。

• 关于创造性：中国人：看上去没有可行性的东西就不考虑。西方人：我们喜欢异想天开！

在西方学者研究的“描述人格维度“中有一条“直率，创造性，思路开阔“。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人格维度中却没得到体现。

西方人比较注重独特的东西，思维上的约束规矩较少；而我们中国人更强调共同的东西，强调共同就会有一些严格的约束，客观上也会影响创造性的发展。例如，遇到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脑袋里闪现出一个解决办法后，他旋即又会想到更多的不可实施性，于是就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而西方人则会先肯定自己有了一个想法，再来一步步论证这个想法是好是坏，好在哪里，又坏在哪里，怎么去克服困难。总之就是勇于去尝试解决。

应用：知识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21世纪需要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从个人来说应当进行一些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而在大环境上，不论是搞教育或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搞实际工作，我们都应制造出一种氛围—一种鼓励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氛围。西方学者从英语中找出一万八千个描述人特点的词语，中国学者从汉语中找出八千个描述人特点的词，他们试图–从词汇看人格

如果给你一支笔一张纸，让你尽可能多地写出描述一个人特点的形容词（这个人可以是你的邻居、朋友或你自己），你能写出多少词？又会选择什么词？你是否知道这些词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你所看重的人格因素？

本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经过长期研究指出：在某一社会中，长期使用的所有语言，应能包含描述生活在这一文化中人的所有特点的词语。他们从1925年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的四十万个词中，挑选出能够描述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的词约18000个。以后又有许多研究者在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的词表中不断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词语化简和归纳，就像画航海图那样，试图总结出人格的维度。

1942年，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对词表进行了分析和压缩，总结出16项人格因素，形成著名的卡特尔量表。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图普斯和克罗斯特对卡特尔量表重新分析化简，最后得出五个“描述人格的维度“，简称“大五“。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学者继续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在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中（主要是欧美国家，亚洲的菲律宾等国）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与“大五“较为一致的人格维度。一时间，西方学者把“大五“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似乎“大五“成为全世界人的人格特点。

那么，这个“大五“是不是也适用于中国人呢？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格上会有什么不同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博士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国枢先生从1990年开始合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进行中国人人格的研究。

王登峰教授从《现代汉语词典》、小说、报刊、影视剧和学生语文课本中挑选出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8000余个，然后再化简至400个词，并在大陆各高校找了近2000名被试进行样本分析。1999年初，终于完成了中国人人格维度表（大陆）。王将此表与台湾学者的研究结果一对照，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而与西方的“大五“对比，两者果然不同！

1．西方学者研究中得出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外向，有活力，热情
• 愉快，利他，有感染力
• 公正，克制，拘谨
• 神经质，消极情绪，神经过敏
• 直率、创造性、思路开阔、文雅

2．中国（大陆）大学生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势力浮夸（卖弄、炫耀、贪心）
• 外向开朗－内向拘谨（乐观、活泼、健谈）
• 沉稳干练－迷糊懦弱（恒心、毅力、沉稳）
• 善良宽厚（友爱、好心肠、和善）
• 暴躁固执（急躁、暴躁、刚烈）

3．中国（台湾）大学生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势力浮夸
• 沉稳干练－迷糊懦弱
• 善良宽厚
• 外向开朗－内向拘谨
• 暴躁固执

什么叫人格维度

人有成千上万个特点。如有的人非常健谈，喜欢与人交往，而有的人却把独处视为最佳的享受。把人这些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特点集中起来，将其中最为相近的一些特点归纳在一起，用几个简单的方面来概括所有的人格特点，在心理学研究上，便被称作人格维度。

浩瀚的海洋，要靠航海图来标明位置、方向。可以说，人的特点也是浩瀚的海洋，维度便是其中用以表明人的特点的坐标，依靠它，我们能很鲜明地将一个人或一类人的本质特点描述清楚。比如说，用50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特点，会让人感到不得要领，但如果用5个词来描述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印象深刻。中国人有时比西方人还了解西方人，对自己却知之甚少知彼但更要知己–访北京大学王登峰教授关于“中国人人格维度“研究，历时九年，今年初方告结束。研究者北京大学王登峰教授和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将在今年10月于京举行的“华人心理学家大会“上首次向学术界宣布研究结果。以最直观和通俗的方式了解中西方人格特点的差异，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何意义呢？笔者为此走访了王登峰教授。

笔者：王教授，从你们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特点有较大的差异。您能分析一下这种差异的原因吗？

王教授：一句话，文化的不同，带来了中西人格特点的较大差异。自然环境、建筑、艺术、制度、法律、社会变迁、历史改革等一系列的不同，才会造就这种差异性。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回答了“差异是什么“，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我们下一步想从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来分析“为什么会有差异“。

笔者：当今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在当今中国的开放条件下，中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也日益增多；再加上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这些会给中西方的人格特性差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教授：文化的交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使中西的人格差异也随之改变。中西双方人格特点不断融合，互补，双方不断互相学习和相互适应。比如说，中国人在注重内在品质的同时，也可以不忽视一些为西方人所看重的，表面上的，浅层次的东西。

笔者：我们了解了中西在人格上的差异之后应当怎样去应用？

王教授：首先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去适应环境。我们不能在没有研究中国人的特点之前就去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人是什么样儿的就是什么样，不一定非要按西方的理论，与西方人一致。第二，了解差异性，明确应对措施。以前，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如对西方人的了解多，误以为西方人的人格特点就是全世界人类的人格特点，这不利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所谓“认识你自己“，中国人连自己都不能认识，如何谈把握自己的特点？更如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走进中国。中国年轻人认识到中西人格差异后，才能在“走出“和“走进“两方面都做得更好。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2006年10月30日，当期的《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策划》栏目刊出了一组文章，主题是：“我们是谁”？ 值得关注！以下是原文编者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两年前，我们为纪念《中国新闻周刊》出版发行200期，策划了“重构中国精神”一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全体中国人共同命题的今天，本刊为纪念出版发行300期而特别策划的报道，就自然聚焦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命题：我们是谁？

本期刊出的报道，作为整组报道的上半部分，旨在提出问题，引起思考和讨论。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积极关心和参与我们的探讨。我们将在下一期专辟栏目，刊发读者的意见。在本刊正式出版的300期中将刊登整组报道的下半部分。敬请垂注。

以下是其中一篇的内容，标题即为《我们是谁？》，作者为该刊评论员秋风。转引时添加了目录和引用框。该期《特别策划》栏目的其它文章请见注释。

我们是谁？

• 我们是谁？
• 文化身份焦虑
•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 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其实，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传统。陈独秀曾说过，“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而且，这些反传统者相信，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

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提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

反传统与保守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比如，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咎于“传统”，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在启蒙者看来，真正的中国人就该“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作为一种反弹，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蒋庆等人再次呼吁“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在20世纪前半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这之后的三十年，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因为，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使传统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体系，人们毋须、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当然，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80年代之后，这个强制性的、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信仰，选择自己的价值。这时，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但另一方面，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价值、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还是背诵古诗？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圣诞节的热情？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汉服运动”是不是哗众取宠？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还有，洋快餐与中式快餐、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也都成为让人困扰、迷惑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虑被放大，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且充满激情的争议。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 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世界日益关注中国的今天；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将比以往更加频繁与具体。这种无法回避的交流与冲突，迫使中国（中国人）在文化上做出选择：或包容，或自封；或拿来，或送去。然而，正如以上文章庄严提出的：在这交流与冲突之间，中国（中国人）怎样才能获得民族与个人的尊严？的确，“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中国人心理十大隐私语

那事儿

“那事儿。”“哪事儿呀？”“不就是那事儿吗！” 中国的语言有一种含蓄之美，说起来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指代词，可一用到特 定的语 境中，便有一些特别的意思，之所以不直接说出“那事”到底是“哪事”，通常 是因为不便 宣之于口。而且如此一来，信息量极大，想象的空间也大，比如办公室里议论张 主任和刘秘 书之间的“那事儿”，十个人可能有十个版本，两人的隐私也就被一网打尽了。

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特指在男女关系上的非正常现象。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概 念中，作风问题几乎是隐私的唯一内容。“作风问题”这一说法非常暧昧，本来 与工作无 关，但人们对某个人的工作评价又常常把它扯进去，某位领导干部常常会因为其 作风方面的 问题而影响前途。也许在这一点上，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老百姓的态度是最一致的 ，都希望领 导者的隐私大曝光。

忙什么呢

外国人见面打招呼多不用疑问句，Hello两声就完事了。中国人以前爱问 “吃了吗？”现在改问：“忙什么呢？”也许也是随口一问，但也同样让人难于 回答。“还 没吃”或“没忙什么”全是废话，认真报告就显得傻。究其根源，中国是一个注 重人际交往 的国家，知根知底是好朋友的标志，不是说一点隐私都不能有，而是在大家的概 念中，似乎 只有涉及到男女之间的事才算得上隐私，对于其它的则双方都有“知情权”—— 不管你爱不 爱说，爱不爱听。

你是属什么的

现在已经知道女人的年龄不便问了，但还是很想知道，于是就迂回一 下，一般人再反常从长相上也差不出12岁去，类似的还有“你哪年大学毕业的？ ”

待遇还行吧

中国人互相攀比的心理集中反映在对别人收入的好奇心上。在外资企业 和一些企业化管理的单位，员工之间不许互问薪金已成为规矩。即使在街上，“ 你一个月挣 多少钱？”这样直接的问话也已显得生硬和唐突。于是一些富于语言技巧的人把 好奇心隐藏 在关切下面。”你那儿待遇还行吧？”“对薪酬方面满意吗？” 因此，一句含糊的“还行”、“过得去”绝对是不令人满意的，回答越详细越准 确越 好，“三四千”都属态度不好的。

你是哪里人

在所有常用问话中，这是最没有顾忌的一句，刚一认识就敢问，稍微熟 悉就更要问。从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句话还真烦人，一个是中国人的籍贯特别复杂，不容易说清楚，很多人从 小长大 的地方和父母的籍贯毫不沾边；另一个是，中国地方太大，一些地方的人难免名 声不佳，甚 至于作为当地人的本人都不以为然，也不以出身为荣，自然不愿时时提起。 有些人的回答是这样的：“你看我像哪里人？”然后不置可否地笑一笑。

无可奉告

这句本应出现在正式场合里的外交辞令，现在已被许多普通百姓用来保护 自己的隐私了。通常为了减低这句话的严重性，说话人会以一种玩笑的态度处理 ，但还是给 人以缺乏技巧之感。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那个被记者穷追不舍的乡镇干部，竟也把这几个字挂在嘴边。

男的还是女的

这是办公室里最容易听到的一句话。某君不在的时候，有同事替他接 听了电话，他回来就问：“男的还是女的？”同事们就在一边起哄，说你不从实 招出近来有 啥“艳遇”就不告诉你对方留下的回电号码。 在最看重隐私的现代，办公室却成了一个最没有隐私的地方，看似隔绝的一个个小格 子，却完全暴露在老板的眼皮底下，打瞌睡、吃东西、讲私人电话都有极大的风险性。

这是我同学

一个男人与年龄相仿的女人（但肯定不是妻子）在酒吧约会，被熟人撞 见时，非常简单地介绍“这是我同学”，对方肯定不信，就算是同学也不是一般 同学，于是 瞎猜一番，好奇心快烧着了。现代的同学跟古代的表兄妹一样听着暧昧。

请勿打扰

很多中国人是从第一次住星级酒店时知道这个说法的，但有意识地使用酒 店提供的这块牌子的人并不多。从“文革”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都有在招待所 和旅社里住 宿而被服务员不打招呼破门而入的经验，多数情况下是送开水，有时也就是看看 ，不说话， 表情漠然，弄得人莫名其妙。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现在有人一住酒店便亮出 此牌，出了 门又忘了摘下，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没法儿打扫，他还抱怨服务不好。

中国经济网2006年11月3日转载《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 挥去“受害者”梦魇。

27年的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中国所迸发的活力与潜力让世人刮目相看，而世界也向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中国，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它将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

中国日益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在国际冲突中积极斡旋，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也日益呈现出关怀世界的博爱精神

然而，历史与现实、成功与挫败的碰撞与交织，让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不时出现迷惘。文明古国的荣耀让我们骄傲，而近代史上整整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又让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一种耻辱感和挫败感。其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及其衍生的极不理智的、盲目排外的情绪。此外，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我们忘乎所以，盲目贪大求全，却不理会这种“大”和“全”是否真正适合自己。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何作为一个自信的、负责任的国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肩负起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与世界共同成长，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挥去“受害者”梦魇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它的人民，应该保有温和与理性，同时积极而勇于进取。

“中国人对历史很执着，对现状很敏感。”38岁的大学讲师史蒂芬这样对记者说。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五年前，他和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结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为荣的，这一点使他这个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为之骄傲。不过，史蒂芬也认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挫败感”。妻子常对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国的历史，一直说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但我感觉到这段历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记，至今仍然让她感到愤怒。我跟她说，那帮侵略者确实混蛋，不过，老是耿耿于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现在谁敢欺负你们中国人啊，你们国家那么强大，人还那么多。”说到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认为，爱尔兰人也经历过许多苦难。英国曾经统治了爱尔兰 800年，至今北爱尔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30年代，大饥荒迫使大批的爱尔兰人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谋生，饱受歧视。“中国的事情和爱尔兰可能不一样。不过，从历史包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中国要沉重得多。”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赵燕事件的启示

2004年一名中国妇女遭到美国警察殴打，成为了检验中国人心态的典型事例。

当年7月21日，中国妇女赵燕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时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国女子在美国无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国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标题。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网民在评论此事时大多数是抱着一种“中国人被美国佬欺负”的看法，认为“美国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了，美国不能这么欺负中国人”。一些网上跟帖的措辞甚为不可理喻——“最好再来一个9·11，把美国佬全灭了！”

事实上，赵燕事件发生当时，打人的警察刚刚抓捕一名贩毒嫌犯，而这时赵燕与同伴刚好路过，警察认为赵燕等人可能与嫌贩有关联，遂要求他们过来接受检查。但赵燕的同伴们纷纷逃开，警察冲上去抓捕他们，而这时赵燕有个掏口袋的动作。于是，如惊弓之鸟般的警察上前对她就是一阵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声称，赵燕掏口袋的动作让他以为她有“拔枪”行为，因此他上前扭打赵燕，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体细节不幸被多数中国媒体和群众忽略。而即使抛开这些具体细节，这一事件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个坏警察滥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殴打赵燕时其实并不了解她是哪国人，“美国警察欺负中国人”之说无从谈起。而许多中国网民却将这起案件上升为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在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时候所经历的风波、冲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归结为“民族尊严”问题。

在今年“9·18事件”纪念日当天，记者打开国内某网站，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国耻日勿忘国足耻辱历史”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9·18’这个特殊敏感的日子，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回忆，国家与民族曾经遭受的耻辱已经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项目——足球，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不轻……”

文章作者将中国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所经历的挫折，归结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并将其等同于当年日军发动“9·18”事件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甚至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找到了关联——“耻辱”。这段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受害者心态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中国近代史上所遭到的丧权辱国的严重的挫折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他认为，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国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脱，民族主义》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从中国的书店中充斥的一些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集》《国耻录：中华百年图集》等等，便可领略到中国人对近代史的态度与看法。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一个近代史就是一个“耻辱的世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闭多年的大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平，火烧圆明园；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进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中国；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整整一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在中国人的心口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洗刷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受到过的屈辱。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历史系教授奥维利·希尔认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记忆，使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对外界充满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现冲突与问题，就容易把原因归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中，希尔写道：“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赵燕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是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上中国观众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隐藏的受害者心态的瞬间爆发所致。

去年，在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媒体上更多是对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承受苦难与屈辱的描述与悲情，对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光辉与荣耀却缺乏欢呼与喝彩。一些文章读完后，你甚至不觉得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国人曾经是受害者，但中国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了这个身份，我们更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有理由感到光荣与骄傲。

中日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纠葛，也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走向温和与理性

“即使是爱国，用不理智的方式表达也是可怕的。”一名摄影记者这样对笔者说。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后，北京一些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这位摄影记者跟着游行队伍从中关村一路走到了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来有人向使馆扔鸡蛋，我都认为情有可原。不过，两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几个小孩冲进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台和橱窗被砸得稀巴烂，我就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就和匪徒差不多了。”这位记者回忆说。

在2005年这场涉日游行中，“爱国无罪”“反日就是爱国”成为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一些所谓的“愤青”认为，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似乎都应得到原宥。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用“爱国主义”的外壳，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做了一番华丽的包装。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与挫折，只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情结而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牢记历史，但不应深陷于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

与前一篇同期，（《中国新闻网》2003年07月14日文章）题为中华文摘: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南北都市人格各异，调侃中国都市人格：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城市造就一种都市人格。如果你走南闯北，就能品出不同城市的市民性格特征。

北京人调侃的净是文化

北京人重视文化。有人开玩笑说：”北京人打出的喷嚏、流出的汗珠都充满着文化味儿。”

其实，北京的文化性就体现在北京人的”侃大山”上。究其来源，还得从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说起，不同的是，魏晋之人清谈时喝的是清茶，而现在北京人喝的是洋饮料和”二锅头”。尤其在夏天，几个人围坐一圈，不出几句话，肯定就冒出一个”侃才”，天上地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以至让你觉得他一会儿是政治家，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又是经济学家。你如果细问，他就会说：”咱啥都不是，就会瞎白话儿。”十分的谦逊。

在现代人眼里，北京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气质也越来越好。深厚的京城文化底蕴自信、浪漫，使她们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和豁达的处事态度，视野开阔，豪爽真诚。

当然，北京人的”文化性”中也有其弱点，那就是一些人侃过了头，变成了吹牛皮。如果哪位仁兄侃兴正浓，你请他帮忙卖两枚炮弹，没准他也会豪放地回答：”怎么不早说！我昨天才卖了两篓子。”仿佛炮弹跟大白菜似的，一路贱卖了。

上海人爱算计讲国际接轨

据说，洋买办最早诞生于上海，所以，上海就成为我国最早受西方影响的城市。

有人说，城市人格最具体、最细致地体现在女人身上。这话很精辟，上海人的”国际性”就体现在女人身上。上海女人的国际名牌消费率居全国之首，数百元一支的CD口红在其他城市少人问津，而上海的白领丽人阶层中已较为普遍地使用了。

长期的海派文化的影响，上海人形成了细润、精致、灵秀、干练的特点。尤其是女性，见多识广，在具体事务细节上样样精益求精、绰约婉转。

上海人算计周全，反复权衡利弊，也较看重经济，日子过得仔细。上海人的攀比与虚荣心理颇微妙。在攀比心理的驱动下，上海人结婚也非常讲排场，大摆婚宴。上海的《解放日报》曾就婚礼费用做了一次调查，发现1998年上海人的结婚费用平均达9.39万元，高一点的就上15万元。其消费水准直逼发达国家，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广州人用实力引导时尚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广州人的生活指数较高。据资料显示，广州人在教育和娱乐上的支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去年每人购买书籍消费50元，居全国第一；其娱乐消费更雄居榜首。

例如，广州人结婚花费最多，不仅流行婚后旅游，蜜月度假，还时兴赴港澳或新马泰度蜜月和兴办国际集体婚礼。事实上，许多新郎新娘参加这种活动之后，依旧举办各种传统的婚庆仪式，加上装饰洞房、选购家具和电器，结婚至少要掏50万元以上。

广州的”广味”普通话已在大江南北流行，不管你喜欢与否，各种电视台主持人的嗲声嗲气不断在你耳边”轰炸”，这也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时尚。

广州女人呼唤自己的丈夫，”老公”长”老公”短的，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有人说广州女老板和公关小姐最厉害，与你谈判，很客气很礼貌又相当亲昵，适当而不失身份地施展她们的女性魅力。广州的”时尚性”是以商业文化为基础的，所以广州人最先在全国不忌讳谈钱，用雄厚的经济基础领导全国时装、休闲、娱乐新潮流。

天津人淳朴悠然不赶时髦

天津，是一个经济发达，但受北方传统影响较重的城市。由于流动人口不太多，她还保持着固有的、悠然自得的”淳朴性”。

天津的意识，介于都市意识与乡村意识之间，不浮躁，不动荡，有条不紊，滋滋润润，踏踏实实。不论男人女人恋家情绪浓厚，稳重而热情。闲来无聊之时，便自编一段小曲，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全国涌动的”经商热”、”炒股热”、”炒邮热”，在天津总是不温不火，烧不上劲。

天津女人自有一番风采，颇具安身立命之美。这样的性格反映到服装文化上，就缺少一种领导全国潮流的力量和信心。即便有些靓女，也大抵在”跟”和”赶”的层次上，追求的多是南方和上海的时装款式，少有自己的创意，不能形成天津女人自己的独特时尚氛围。

武汉人精明中透出豪爽

武汉地处中南，南北交合，最具世俗性。论方言–武汉话属北方语系，所以武汉人在市民性格上还是有相当的豪爽成分。论气候–武汉多雨的环境又使武汉人具有双重人格，既精明又豪爽，正如民间传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论生意经，武汉人不逊于广州、上海人，但又绝不会斤斤计较。

武汉话，由男人说不悦耳，但一句”你骇我”吐自女孩子之口就大有韵味。不过你可不要真被”骇倒了”，那可能是表达感谢或好意啊。

成都人逍遥自在善于休闲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气候宜人，成都人饱受中华”吃”文化与”茶”文化的熏陶，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如果说”逍遥”，那可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由于地处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成都物价很低。只要你不讲排场，走在大街上任何一处，总能找到满足食欲的地方。十几元，至多不过二十元可以让你吃得美美的。

按现代的说法，成都人十分注重休闲文化。比方说冲茶，最能代表中华茶道艺术的恐怕非成都人莫属。成都人管添茶叫射茶，因为他们能远离吃茶人数尺远的地方用长嘴壶准确地给客人添茶。

成都也是中国服饰文化的胜地之一。三国时期，蜀锦就闻名华夏大地。如今，成都虽然不在服饰文化上独树一帜，但在赶新潮上却不落后于沿海的城市。几年前轻薄短小的服装刚在广州、深圳流行，成都的女孩子们就背心短裤地满街跑了。

著名作家周克芹曾说：”成都–包括川西一大片脂粉气太重了。可能是水土使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成都人太逍遥，以至于外地人只感受到他们婉约的一面罢了。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7月号，摘自《一方水土一方人》，作者：王壮凌、晓夫) （编辑:余瑞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