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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女性”是多“高”?请看:
新华网北京9月28日电(向青、齐中熙)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端女性的规模快速壮大,消费潜力逐年走高,正成为引领中国消费与时尚导向的重要力量。据CTR市场研究日前发布的2008年中国高端女性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一线城市的高端女性规模达到了167万,并呈飞跃式发展趋势。
这个新兴群体总体呈现出高收入、高学历的特征。其中,她们的消费潜力逐年走高,平均月收入达到7000元,而家庭年平均收入更是高达240000元;40%的高端女性主要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同时高端女性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占42.6%。
调查显示,从媒介接触习惯看,电视和报纸依然是高端女性每日接触最多的媒体。互联网和广播均比去年有较大增幅,杂志的日接触率则与去年持平。
另外,中国高端女性群体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追求潮流,懂得善待自己,对生活品味和消费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她们有着突出的消费心理特征,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经常关注各种流行和时尚信息,并表示女人应该为自己多花一些钱。72.2%的高端女性凭自己能力购买名牌产品。
时下关于“奥运后”车辆单双号限行的议论多多,此处一篇值得关注。题为:时评:公车改革恰逢其时 比单双号限行更得人心。图片来源。
北京能否实行长期的汽车单双号限行,已经成为奥运会后公众热议的话题。汽车单双号限行,确实为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交通畅行、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把北京空气质量的好转都归功于单双号限行,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天气的好坏是个综合因素,汽车的尾气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北京的天气进入夏秋交界之间,既有让人难受的“桑拿天”,也有秋高气爽的艳阳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分放大单双号限行对环境的影响,有可能让决策者做出并不准确的判断。
单双号限行最大的好处,恐怕是有助于交通的顺畅。北京人在奥运会期间明显地感到,路好走了,交通快捷了,堵车现象少了。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车辆减少了。
既然问题主要出在车辆的数量上,那么限制和减少车辆才是开锁的钥匙。在首都马路上行驶的车辆,除了私家车,还有大量的公车。限制私家车比较容易,下个禁令就行了,限制公车,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私家车车主会时时刻刻考虑其成本,公车的“ 车主”却很有可能不计成本:为了给领导送一盒月饼,可以围绕北京城跑一圈;为了看望一位老朋友,可以在市区转一个上午;为了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可以动用一个车队……这些,大家已经司空见惯,公车的浪费、奢侈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真的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公车的享有者怕是会用多购几辆车等“对策”来弥补不足。
对人权利的限制,要考虑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利益。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严格保护,有章可循的司法制度,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的文化,民众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等,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伟大,也体现执政者的智慧。与其限制一部分公民的权利,不如先限制“官”权,让“官”权清廉起来、节俭起来、顾忌起来、谨慎起来、约束起来,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从这个起点说,改革早已为人诟病的公车制度,难道不是正逢其时吗?
北京奥运让我们收获了许多成果,也让我们收获了许多思考。公车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假如政府有关部门从保护公民的权利、限制公权、遏制腐败和浪费的角度,去观察奥运会期间车辆单双号限行的成果,总结其中的得与失,进而采取科学和符合法律的措施,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也会大得人心。
从1999年开始实行“五一黄金周”至今也有八年之久了,还第一次听说“黄金周是中产阶层的假日”一说。“中产阶层”、“中产者”作为概念显然已经为人们所知所受,同时越来越多的谈论却莫衷一是。媒体也众说纷纭: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居民消费已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这意味着本世纪初的10年到20年间,这些大城市将迎来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
进入中产阶层的“重要形成期”,也即表明中产阶层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人口总量变化不大情形下,这也就意味着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以下人群将要缩小。但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城市中富裕起来的人是有一些,但不富裕甚至比较困难的家庭却越来越多,有些家庭甚至越来越贫困。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下岗、失业增多势头短期内的难以遏制,以及大量素质相对低些的农村人口的涌入,决定着我国城市人口中产阶层化、社会经济结构向橄榄型演变的进程将会是缓慢的。
今天我们充满了认识上的困惑。一方面要扶植中产阶层的形成,另一方面模糊的中产阶层现状,又使扶植成为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似乎更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多个层次的社会对个体的支持系统。生病了之后有医疗保险,绝大多数人都买得起住房,即便还是要努力一下,教育可以是一种消费,但同时也是一种权利。
面对如此少的实际意义上的中产,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产在数量上还很难称之为一个阶层,而他们创造的特殊的消费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态度,也很难称之为中产阶层文化,也就无法发挥中产阶层在其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精英文化。
有许多人认为,中产阶层的崛起不仅预示着一个富裕时代的开始,而且他们稳健有力的特质也给了人们更多看到一个更繁荣、更趋合理的理性社会的希望,那么中产阶层在社会经济又中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以知识创造财富的今天,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管理经验、敬业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已成为个人财富增长的重要条件,成为中等收入者必备的素质。据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至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就会增长6%至7%,这个水平已经接近欧美国家。因此,今后中等收入者群体应当从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以及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来界定。
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改变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不仅有较好的物质生活,还有丰富的精神文化。他们是社会的减震器,也是一个稳定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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