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迹晨拾

每日经济新闻网络版2007年2月1日文章引述加拿大尚德商学院院长莫佐克关于商学院发展误区的谈话。文章题为：人格教育应成为商学院的独特配方。

• 误区一：全球化＝全球布局
• 误区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

“商学院教育就像一个盒子，不要只看到它表面炫丽的光环，要彻底打开盒子，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日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尚德商学院在沪举行其中国项目25周年媒体圆桌会议，院长丹尼尔．F．莫佐克博士在会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指出，现代商学院教育日益产业化的今天，在赢利目的的驱使及投入产出比的计量下，一些商学院经常会陷入两大误区，一是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布局，二是过于重视职业教育而忽略了人格教育。据了解，尚德商学院是加拿大顶尖商学院之一，已获国际商学院认证机构美国商学院协会AACSB和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的认证。

误区一：全球化＝全球布局

“商学院的‘全球化’，指的是师资力量、研究探讨选题方向的全球化，而非大家所说的办学点的全球化运营。”莫佐克强调。

目前，很多商学院机构全球设点，像经营跨国企业那样经营商学院。对此现象，莫佐克表示：“商学院的教育可以只在一个地方设置常规教学点，但不能忽视对学员全球化眼光的培训。商学院教育团队全球化的企业合作、项目探索开发则是关键。应该有计划地、切实地安排学员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实践。”

他认为，生源的国际化也是更好地促成学员当中的沟通和学习的一个环节，让不同国家的学员课学之余可以相互分享在各自生产经营管理领域当中的所遇到的问题并共同探讨解决之道。

误区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

在说到现在MBA、EMBA教育主要是出于很多企业主或经营者生产、经营的需要时，莫佐克表示，这就是导致目前商学院以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为主导的原因之一。

现实当中有很多的案例表明：经营手段高明的商人，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并不会垂青品质不好的人，这些人当然更不会给社会效益带来多少好处。

在莫佐克看来，培养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经营者，首要的是培养一个健全的个人人格。正直、诚信、有长远的目光、关注社会。“人际网成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商业上也一定是可以成功的。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格教育应该成为商学院教育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并发扬光大。”

“读书，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需要。”莫佐克说。

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题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 ─ 与金耀基教授对话》的文章，分 (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2006年9月30日及2006年10月9日该报评论栏目，作者刘梦溪。以下为上、下两篇全文：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 ─ 与金耀基教授对话》（上篇）

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之二

编者按：现代化总会带来问题，尤其是文化和价值层面。今天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能在不同价值体系比量中，清楚自己的立场，还说得清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呢？对中国而言，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富强，它也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当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塌之际，怎样为解除文化危机寻找一个立足点？传统的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该如何发用？本报以此颇看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的对话，以期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困境有所启发。本文将分两次刊发。

是为“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系列之二。

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

中国向来是一个有自己特殊的文明秩序的国家。但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瓦解了，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刘梦溪：您在我个人以及一般知识界人士心目中，主要是一位文化—社会学者。您与其他从事同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的不同之处，是您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感和现代感。您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两书，内地知识界也很重视。您似乎想用现代的方法解开传统的锁链，冀图消除沉重的中国人的现代紧张。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背后，一定贯注一种学术精神。请您谈谈您的专业选择过程和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精神旨趣。

金耀基：我的研究主要环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不能不碰到文化问题。对长期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开始我只是个旁观者，后来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进去。但我发现，整个问题不是中西新旧文化论战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想改变论争的语境。这是我在三十余年前写《从传统到现代》的缘由。

我对社会学发生兴趣，是1964年去美，接触到了社会学的新理论，尤其是哈佛帕森斯 (Parsons)的理论。当时社会学理论对我有影响。所以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那一篇，有我的乐观性，也可以说有些过分乐观。不过，我也对现代的有些趋势忧虑。所以，我也写了《现代人的梦魇》。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必须要现代化，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过当时我对现代化尽管非常殷切，可以说是拥抱现代化，但始终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　Paz)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可也是唯一的理性出路。

中国何尝不是如此？现代化总是会带来问题，但这是唯一的出路。除了现代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问题只是我们应如何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现代化。

中国向来是一个有自己特殊的文明秩序的国家。但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瓦解了，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怎么建？从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不在解构，也没有一样不需重构。当时是清末，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所谓二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王韬(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著名报人)看到了这种变化是文明秩序的变化，不是朝代的变化。尽管很多人对中国传统的某些方面很执著，但是也在变，不得不变。往哪里变？现成的文明秩序摆在那里，这就是西方的新文明秩序。需知道，西方本身的传统秩序也经历了强烈的变化过程，这变化先从欧洲到美洲，等到西方的现代化通过军事与经济敲叩中华帝国的大门时，西欧与美国已被现代化全面改造过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所以常相混淆，原因就在这里。说到底是欧洲先走向了现代化，在世界文明秩序里建立了最早的一种现代性模式，这也是目前唯一的支配性模式。由于当时西方现代化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凶毒面目出现在中国，所以，中国一方面不得不“西化”，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总有厌惧感，总有抵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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