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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10日新华网《新华时评》：以“穷人教育学”破解教育难题。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鹿永建 张晓晶）温家宝总理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时强调“穷人教育学”的理念，强调要让学校的大门向每个人公平地敞开，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对破解当前我国诸多教育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投入上侧重于向经济困难群体倾斜，让贫困学生的求学之路更顺畅、更公平。但是，教育界还有嫌贫爱富的现象存在。要上中小学重点学校，就要多拿钱，这种做法已经司空见惯。教育专家杨东平调查发现，重点学校中高收入人士的子女已经占了相当部分。

教育嫌贫爱富，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最终会影响社会公平。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调节器，可以使低收入的公民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目前，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被高收费挡在重点学校门外；广大农村地区的孩子和打工者子弟，还没法像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一些本该上学的孩子过早地辍学外出打工。

让“穷人教育学”从理念变成现实，让贫困学生能公平地接受教育，关键是政府要有所作为。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办学校是平民学校，家长择校的对象主要是民办和私立学校。我国的择校与发达国家“倒挂”，选择的多是公办学校，其根源在于公办学校在经费、师资、政策等方面享有很多资源，却没有在教育公平上做足够的努力。

让“穷人教育学”从理念变成现实，民间公益的力量不可低估。目前虽然有的民办学校以赚钱为目的，但也兴起了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为己任的民办公益学校。有关方面应该给民办学校以支持，让各种所有制学校享受同一待遇，使各种有志于教育的民间力量为教育公平出力。

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决定教育成败的恰恰是穷人教育这块“短板”。只有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得好学，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达到让人民满意的目标。人们企盼“穷人教育学”从理念更多地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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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2007年02月20日转引《中国经济网》文章（记者钟岷源），专家称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

教育产业化缘何背负恶名

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对本刊记者直言：“关注教育改革，我们要有民众的立场、专家的观点、建设的态度。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

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

从时髦到暗淡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 —

先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其后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大学城”等提法。

随后，另一副部长张保庆作客人民网，表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

有必要重新回顾教育产业化的缘起。相当多的意见认为，教育产业化在国内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动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刺激增长，然而此时需求乏力，国民尚有6万亿元的储蓄趴在银行“老虎不出笼”。于是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对于当时的举措，周洪宇认为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多赢结果。当时测算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 ~30％的扩招速度，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 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吸引了当时高层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当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因“教育产业”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因此，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门的否定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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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9月25日下午15时，在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举行教育部2006年第22次（定时定点第9次）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图为发布会现场。

据中新网报道：教育部官员在今天（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王旭明指出，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困难孩子上学，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愤怒指责的，也有同情可怜的等等。实际上，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包括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但是对这样一个完整体系，媒体的宣传还不够，仍有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王旭明认为，这样的报道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王旭明表示，国家出台这样一个大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批的，在这样的政策下受助、受惠的也是一整批，却很少有媒体报道哪一个学生的典型是靠国家助学体系成才成长起来的，反而是哪个学生怎么困难的报道随时可以看到。

（来源：搜狐网教育频道200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