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迹晨拾

中国网2006年9月25日有一篇题为《澳大利亚人报：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文章，叙述了一个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和一些典型的“发现”。（Wassink（德国）文， 缪小析编译）。

中国真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戴孝穿白衣裳，古老的中国书法在书写时从右到左，吃完主食之后才喝汤。中国人说“是”，许多时候其实指的是 “否”，尤其在你问路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我知道，其实他们自己都不认得路，只不过怕丢面子，就给迷路的外国人随便指出一条路。

至少，在这个德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由于总是担心自己的“面子”丢了，结果颠倒“是”与“非”。

当你在地铁站下车时，哪怕你喊破喉咙，并且在人堆里仿佛灯塔一样显眼，你也没法轻易挤出车门 — 于是，你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身在中国。在中国，车才刚停稳，人们就一窝蜂地往车上挤，下车的人只能暂时靠边站。或者，有时人们上上下下同时进行。

不守秩序、不讲规则的结果是每个人内心都“怀揣不安”，担心“挤不上去”，也“挤不下来”。这种不安与焦虑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人们在“明文规则”之外建立“潜规则”，寻求个体关系上的默契。就像路上的行人与汽车，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彼此瞬间默契，而非交通法规。

被热浪、噪声和马路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游客，于是到按摩院去做脚底按摩，希望在那里寻得片刻宁静和放松。可是，那种轻松美好的感觉突然被打断。女按摩师撂下手中的脚，小孩子丢开玩具，打扑克的人放下扑克牌，所有人几乎是在同时朝窗户边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屋子外的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对此中国人通常是不愿错过的。中国人总是保持着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

在中国，私人空间似乎是不存在的，许多公厕既没有门也没有隔间，女厕所也不例外。买衣试穿时总有顾客喜欢拉起布帘偷看。这些对西方人极不自在的事情，中国人习以为常。

同样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无时无刻地关注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以便在与自己相关的利益与损失到来之前掌握它或回避它。其实，在中国人“孩子般的好奇心”的背后是一种莫名的自卑。也是这种“不安全感”，日积月累，培育了一种缺少宽容与同情的“弱者人格”：别人得益的时候，他在那里“心酸”；自己得利的时候，总是得意忘形。别人遭遇艰难，他在一旁幸灾乐祸；自己遇到不幸，又难免怨天尤人。输不起也赢不起。

如果人们连规则面前的平等（姑且不论事实上的平等）都无法体会到，那其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就会持续。不健康的民族人格特质就难以被克服。

Reported by USAToday on November 8, 2006 in an article by Vicki Michaelis entitled When in China: Winning more than medals, nearly 60 USOC officials and Olympic and Paralympic team leaders —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directly managing the athletes and their needs at a Games — took part in a training in Beijing last week learning “everything from Chinese dining etiquette to how to buil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o how to find the train station. ”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training as “USA’s unprecedented preparation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plans to train the U.S. delegation, including athletes, in the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Regarding the training content, it is reported that parts were basic, such as what countries border China, and others were more complex including the ultra-important function that relationships play in business.

The news report also has a list of highlights of Chinese cultural etiquettes taught in the training:

Greetings: Handshakes in China are gentler and last longer than the typical American handshake. The greeting might come with a short bow, from the shoulders, not the waist. If it’s a first-time meeting, business cards are always exchanged. Present your business card with two hands and receive the other person’s card with two hands. Read it, perhaps asking a question such as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a name, before putting it away. Do not write on the card.

Relations: Cultivating relationships over a period of time is central to doing business. Chinese people are process-oriented rather than goal-oriented. Saving face is very important, whether your own or that of the person with whom you’re dealing. The words “no” and “not” can cause loss of face, so they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phrases such as “that would be inconvenient.” Formal titles and adherence to hierarchy are highly valued. Consensus and cooperation are emphasized over competition. Modesty is prized more than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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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0日，当期的《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策划》栏目刊出了一组文章，主题是：“我们是谁”？ 值得关注！以下是原文编者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两年前，我们为纪念《中国新闻周刊》出版发行200期，策划了“重构中国精神”一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全体中国人共同命题的今天，本刊为纪念出版发行300期而特别策划的报道，就自然聚焦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命题：我们是谁？

本期刊出的报道，作为整组报道的上半部分，旨在提出问题，引起思考和讨论。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积极关心和参与我们的探讨。我们将在下一期专辟栏目，刊发读者的意见。在本刊正式出版的300期中将刊登整组报道的下半部分。敬请垂注。

以下是其中一篇的内容，标题即为《我们是谁？》，作者为该刊评论员秋风。转引时添加了目录和引用框。该期《特别策划》栏目的其它文章请见注释。

我们是谁？

• 我们是谁？
• 文化身份焦虑
•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 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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