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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08年4月28日文章（作者鲍宗豪）：文化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选自《文新传媒》。

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既要在融入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维护民族文化主权，促进“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现代转型，又要面对非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引导人们做出科学理性的抉择，从而追求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文化。

近年来，我国有一批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定位。该定位一时引来了许许多多的议论和质疑。对国际大都市定位的认识，其涉及的实质问题在于：国际大都市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就是：形成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与文化精神，使国际大都市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一. 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要在融入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

目前，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可能发生的文化的“美国化”、“殖民化”所做出的一种天然反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文化主权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浪潮中，文化的发展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看到，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共识在日益增多，世界各民族、各国基本上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态文化等观念，就是一个明证。与此同时，全球文化的同质性更多地体现在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方面。诚然，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同质化常常是与异质化相伴随的，即使是对生态文化、环境文化的理解，也必然带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印记，因此属于文化的异质性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是增强了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独特性认知，这是由各民族各个国家的种族多样性所决定的：事实上，人类生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多样性。原始人和智人之间的区别就是文化。世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更是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比如在美国，其文化都是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因素所构成的，美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移民文化。在纽约，我们几乎可以体验到世界各国的烹饪技术、音乐种类、民族艺术、服饰风格、做生意的手段等等。

全球文化多元化，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是同异质文化在“全球场”中相互交融、实现新的文化创造的过程。当然，我们要警惕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主权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冲突之上。

当前，“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冲突，具有如下新的特点：

（1）冲突的公开化。冷战时期，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强大军事实力为支撑；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霸权主义战略改换了面目，即通过 “文化霸权”来征服其他国家民众的心灵，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化”。如果说美国的“文化霸权”实施之初还有些迷惑作用，那么今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更加自觉地在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文化主权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2）冲突的核心化。美国的霸权已一改过去的领土扩张，转而重点输出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主权，也把重点与核心放在如何防范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渗透与侵袭上。目前，这一冲突更集中地表现在互联网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好莱坞、迪斯尼、格莱美等娱乐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在网络上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价值观，使处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网民“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3）冲突的趋利化。美国的文化霸权以追求世界的“美国化”、“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本目标，并以其强大实力来支撑其制度化、机制化的霸权。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文化主权，更多地表现在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保护自己的文化市场、文化产品，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面对“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冲突，国际大都市在建设过程中也要做出理性扶择：一是要把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化”区分开来；二是要把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以反对“文化霸权”为由，而不愿创新民族文化、不愿融入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固守“过时”、“落伍”的传统文化区别开来；三是要把仅具可能性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区别开来。

二. 要形成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就要全方位地促进文化的现代转型

我们的国际大都市在筹划、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其文化的现代化，或者说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关重要。

1、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我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且不说北京，就是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志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这些城市，其充满中华文化传统影响的都市建设，必然会面对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挑战。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既不能简单拒斥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与科技文明，又不能简单地照搬或拿来，而是要做出科学理性的抉择，促进都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都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都市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生存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都市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具体而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发挥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教育、传承作用；二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文化精神实现“整合”，即如何融入更多的改革开放精神、文化自觉精神；三是传统文化如何获得更多的科技文化要素——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结合，以使中国文化传统能进一步走向世界。

2、“革命文化”的现代转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和革命文化模式。一度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标准代替艺术标准，强调文化的战斗性，甚至为了捍卫所谓理想的纯洁性，反对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交流，使自己的文化体系封闭起来。“革命文化”在当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将一切文化样式都“泛意识形态化”。当然，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具有意识形态特性，我们当然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如果将一般的休闲文化、娱乐文化、餐饮文化等都贴上“意识形态”标鉴，则无疑又过了头。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超越“革命文化”，也就是在坚持理想和信仰、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摒弃在文化问题上的封闭意识。

超越“革命文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将“革命文化”加以商业化式地任意图解。就此而言，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的把“革命文化”当作商业消费符号来利用的做法是值得警惕的。某些商业广告把革命叙事与商业叙事嫁接起来，把革命文化资源（记忆、符号、图像等）运用到消费品上，某种程度上扭曲了“革命文化”的内在本质。还有一些作品不惜对“革命文化”加以任意地改写甚至曲解。如一些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少了英雄主义，多了商业/消费气息。《红色娘子军》被拍成了偶像剧，吴琼花成为靓丽的时尚女性，洪常青透着帅哥的浪漫情怀，他们被改编成革命之余搂搂抱抱、可谓“紧跟时尚步伐”的时尚人士。《林海雪原》融入了言情剧，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被渲染放大，更有甚者，杨子荣被改编为陷入“三角恋”的主角，居然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难怪有人说：“红色经典”变成了“黄色经典”；与其说是《林海雪原》，不如说是《林海情缘》。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娱乐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兴起，革命文化的艺术化、娱乐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文化的一种传播、发展。但是，在革命时代，作为社会动员主要手段的“革命文化”是神圣的，绝不可以被任意加以“戏说”，也不能被加以商业化式的图解和曲解，因为“革命文化”的本质是先辈革命活动的一种文化积淀，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种意志和文化表达。这是我们阐释“革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关注的。

3、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与现代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外来文化”。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而很少关注外来文化的“现代转型”，或者说外来文化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就应从以下两个层面认识这一问题。

一是国际大都市要坚持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就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并善于将世界先进文化“本土化”，使其成为国际大都市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世界文化的形成来看，在人类渡过了艰辛的野蛮时代之后，文明的火种相继在西亚、北非、南亚、东亚、拉美、南部非洲等地区点燃和播撒，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亦即标志着世界文化开始形成。古典时代是我们已知的人类知识和文化勃兴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的古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放射出灿烂光辉。进入中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东亚儒家文化、南亚印度文化、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几大文化圈，由于相互交流，群雄并进，共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就曾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播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他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这应当说是对人类文化发展进步规律所做的比较全面的概括，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遵循的就是这样一条规律。近代以前，主要是东方先进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伏尔泰就曾说过：“当您以哲学家的身分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事实确实如此。东方是我们已知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发祥地。古代东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给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而到近代，东方文化落伍了，就总体来说，是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完成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在后来的两次工业革命影响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也正是在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世界性的产物应运而生，从而掀开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新的篇章。十九世纪被称作西方给予人类以文化和文明的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世界性文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并将其“本土化”的典范。

二是国际大都市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还要善于将“本土化”的世界先进文化进一步“现代化”。

世界文化的“本土化”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展开的。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使之成为本土、本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有一个过程。同时，即使是实现了“本土化”的世界文化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有一个“现代转型”或者说“现代化”的问题。如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海派文化，面对当今全球多元文化的影响，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融汇中西文化新因素，实现“海派文化”的现代转型。近年来，上海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提出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既是对“现代海派文化”的高度概括，又是对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所应具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象的提炼。它不仅凸现了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内涵，使上海文化既具有国际化的时代性，又内涵了上海自身的独特历史感，这才能张扬上海文化的个性与魅力，才是对国际大都市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丰富与发展。

三、在国际大都市文化建设过程中，能否抑制后工业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格调，是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西方国家由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也发生巨大变化，文化主流思潮由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不可否认的是，非理性主义文化也多多少少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流行文化的非理性表现

流行文化是社会文化中非主流的、非持续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流行文化常常又表现为时尚文化、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等等；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它总是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层次、阶层和阶级的人口中传播起来。 受非理性主义影响的流行文化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借助声像和通讯技术，用于表达流行文化中的“色情”、“暴力”与“恐怖”内容。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以致社会学家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明显案例。“暴力”与“恐怖”是能带给人们刺激、快感的另一途径。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2、背离了消费文化本义的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的总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消费文化有其不同的内涵。“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诱惑消费、追逐消费、炫耀消费的消费至上主义，是非理性主义文化的又一表现。

消费主义在当今中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是中心，生活是消费。某些阶层为了炫耀而消费，结果，消费纯粹成了其追求某种顶级标志或“象征符号”的行为。二是盲从美式消费。美式消费是以刺激消费、鼓励超前消费、追逐时髦等为特征的消费文化。以美国汽车消费为例，美国汽车厂商在市场饱和的情况下，通过不断翻新和变换花样，有计划地使原有产品过时，诱使消费者购买新产品，淘汰老产品。当这种“浪费式消费”在西方已经受到批判时，腰包鼓起来的中国一些消费者却正复制着这种“浪费式消费”。

在美式消费与中国式奢侈消费的叠加效应中，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正呈现以下三方面特点：1、以实物消费为主，把数量作为消费水平的标准，相对忽视了消费质量； 2、以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为支撑，消费的资源成本过高；3、追求近期目标和当代人消费的满足，忽视未来人的消费需要，缺乏可持续性。这种消耗资源和浪费资源的消费模式，助长了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如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这种消费模式，中国的自然与社会资源是承受不起的。

在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再借助高新科技传播手段而得以被过度渲染，进一步促使了人们日常经验的商品化，诱使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冲击了一向以地方性和本土性见长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极大助长了朝向西方文化——确切地说是美国式消费文化——共通化的发展趋势。

3、游戏的非理性的因素

游戏是不可预测的，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游戏一旦被理性控制，它就不再是游戏了。而现代社会本身造就了人们的游戏性生活方式。对此我们该如何认识？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约纳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人越来越醉心于赌注性的游戏活动。他认为，这反映了法国人的一般心态，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冒险赌注心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各种赌博性游戏活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游戏，而是同时隐含了参与者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环境复杂因素的某种复合体，某种带有更多象征性质和象征结构的新因素。

现代消费社会中追求游戏的风气，很可能会把一部分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带入失去理性的旋涡中：沉迷于网络游戏，乃至把生活、人生都当作游戏。其可能隐藏的后果，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综上所述，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既要在融入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维护民族文化主权，促进“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现代转型，又要面对非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引导人们做出科学理性的抉择，从而追求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文化。

作者简介：鲍宗豪 现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新西兰奥克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学会副理事长等。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近年来，着重研究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代表性论著有《论无知》、《权利论》、《知识与权利》、《科学发展观论纲》、《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16本；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文章）300多篇。《论无知》一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3）著作类二等奖，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等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标签: 中国人, 价值观,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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