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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策划》“我们是谁？”的另一篇，作者为该刊记者王艳 ，标题为：胸怀天下？。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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